如果不是因涉嫌違紀違法而遭到組織調查，并被坊間冠以“北京首虎”的稱謂，北京市委原副書記呂錫文，或許本可以成為政企互動關系的范例之一。然而，恰因如此，在呂錫文接受組織調查后一周，西城區國資背景的上市公司金融街控股公告稱，公司董事王功偉、鞠謹處于接受調查狀態。
此時的王功偉，還是金融街控股的名譽董事長、金融街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金融街的“創始人”。同被調查的鞠謹，也是金融街的“創始團隊成員”。但正是此間與呂錫文的緊密互動關系，讓今日的金融街略感承壓。
作為企業的金融街，大到借殼上市、業務擴張，小到招商引資的酒店品牌，呂錫文往往都會施加重要影響，或者直接介入“拍板決定”。其親歷親為支持企業發展的作風，也一度為人稱道。身為西城區區屬最大的國有企業，金融街所擁有的資源動員能力一度令人心生艷羨，但這似乎也注定了王功偉、鞠謹這代創業者復雜而未定的命運。
“生來”特殊
與絕大部分地方國有企業的領導人形象不同，王功偉的身材和面龐都十分消瘦，他講話的聲音并不洪亮，語速也不是太快。除了出席正式場合時穿上西裝，在公司上班時，他絕大多數時間都身著深色的夾克衫。他喜歡穿軟底布鞋，甚至在接待陪同領導視察時也不例外。
他走起路來沒有太大聲音，和人說話時也不急于回應對方的話語，和他握過手的人都會有一種感覺，王功偉握手的力道和手掌的柔軟程度，都很難與一個掌控上千億元資產的國資公司一把手的形象聯系起來，更難貼上“鐵腕”標簽。
但是，這并不影響金融街以及王功偉強大的動員能力，這其中最為核心的即是政府資源。在呂錫文主政西城區期間，金融街進入了高速發展期，區政府從各方面對金融街給予政策支持和協調配合，而隨著呂錫文的升遷，金融街也在西城區以外，享有了更強的資源動員能力。
這與這家企業的背景直接相關。如今的金融街，實際上脫胎于北京市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西二環東側城市改造工程”，為推進這一工程，1992年，北京市西城區設立了“金融街(西二環)開發建設指揮部”(下稱“二環辦”)。這一年，在北京市計劃委員會從事10年基本建設計劃管理工作的王功偉，被委派到“二環辦”工作，從而開始了其20多年的金融街生涯。
1992年9月16日，金融街建設開發公司注冊成立。該公司由“二環辦”、北京華融綜合投資公司、西城區城市建設開發公司分別出資50%、40%、10%。這三家單位，都是西城區直屬，因此，作為企業的金融街，自設立之日，就是西城區政府的下屬企業。
1993年12月，西城區下發任免通知，免去王功偉在西城區計劃委員會的工作職務，出任金融街建設開發公司總經理。1996年，西城區政府在“二環辦”的基礎上，組建了全民所有制企業金融街建設集團，由王功偉出任總經理。在公司第一任領導班子中，鞠謹排在三位副總經理的最后一位。
關鍵決策
如此出身，決定了作為企業的金融街與政府天然的緊密聯系，這種緊密聯系不僅在產權、人事層面發揮效用，政府在公司經營決策層面，也施加了重要甚至決定性的影響。
上世紀末期，西城區領導提出，“金融街公司要進入資本市場”。在領會這一指示精神之后，王功偉組織專門團隊調查、研究，最終確定采用借殼上市的路徑。此后，金融街先后接觸了20余家殼公司，從中篩選出8家進行直接接觸，最終圈定了三家殼公司資源。
據多位曾參與買殼工作的人士回憶，除最終買殼成功的重慶華亞外，王功偉帶隊與當時的龍發股份、陜西百隆兩家公司的股東進行了接觸，從而形成了在這三家殼公司中，選擇一家作為殼公司進行收購的局面。
此時，呂錫文已到西城區任職，擔任西城區區長。1999年7月，呂錫文與當時的西城區主要領導，聽取了金融街方面有關借殼上市的匯報，據多位當時參與買殼工作的人士回憶證實，由呂錫文最終確定了金融街收購的殼公司主體為重慶華亞。而當時金融街方面主要的匯報人員，即是王功偉和鞠謹。
對于區屬企業的借殼上市，呂錫文親力親為。1999年12月，呂錫文帶隊拜訪中國證監會，與時任證監會常務副主席的周耀先進行會晤，最終，金融街借殼重慶華亞的收購事宜得到證監會的原則支持。在呂錫文的隨行人員中，即包括王功偉和鞠謹。
一年之后，證監會在對金融街公司收購重慶華亞做出同意批復時，證監會同時還豁免了金融街方面全面要約收購的義務。
在拜會證監會之前，呂錫文協調西城區建委、體改委等部門人員，與重慶政府方面進行接觸、會談，以掃清收購重慶華亞的各種障礙。當年12月27日，金融街公司與重慶華亞的大股東華西包裝集團正式簽訂資產置換和股權轉讓協議。借殼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2000年，財政部、證監會相繼批準了股權轉讓和資產置換有關手續，金融街借殼上市終于成功。
如影隨形
盡管證監會豁免了金融街公司的全面要約收購義務，但借殼上市還是使金融街公司的資金流十分吃緊。“當時的情況是，金融機構不愿意給金融街貸款，剛剛完成借殼的公司，又不能立即融資，但是，金融街區域基本建設的任務又很重，時間又非常緊。”一位曾在金融街任職的人士表示。
這件事成為主政金融街的王功偉當時需要解決的頭等要務。但是，深諳政治運行規則的王功偉，并未直接向西城區政府開口，而是先行組織人員，對上海陸家嘴(50.69， 0.22， 0.44%)等多個同類開發區進行了調研，調研結束后，形成了調研報告。王功偉將這一調研報告上報到西城區政府，而后再做匯報。
調研報告援引上海陸家嘴等地的建設模式，稱基礎設施一般主要由政府進行投資?？赐赀@份調研報告后，呂錫文聽取了金融街公司方面的專題匯報，金融街方面參與匯報的主要人員有三位，即王功偉、劉世春、高靚。
在這次會議上，王功偉提出，借鑒上海等地的經驗，希望西城區政府能夠提供一部分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和配套資金。這一提議事后得到呂錫文的支持，呂錫文在聽取完匯報后，即責成區屬有關部門進行專題調研，形成調研報告后，又召開區長辦公會，決定分期向金融街投入10億元財政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配套設施建設。
得益于這筆資金支持，金融街迅速進行了道路和基礎設施建設，并支出2.6億元建成了總長度2.5公里的地下交通設施。但是，由于涉及安全等方面的原因，這條金融街地下交通體系，至今仍未正式投入使用。
2007年，呂錫文擔任北京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但其與金融街的“緊密聯系”并未因其離開西城區任職而中斷。在北京“金融街西擴南延工程”中，作為企業的金融街依托金融街區域建設運營形成的經驗和資金優勢等，一度成為了“金融街西擴南延”工程的主要實施者。
2010年7月，國務院正式批復《北京市政府關于調整首都功能核心區行政區劃的請示》。西城、宣武，東城、崇文合并為西城區和東城區。此后，西城區提出，拓展金融街范圍，形成北至平安里西大街、東至西四北大街、宣內大街、西至南北禮士路，同時南延至廣安街區的金融街擴大方案。
多位當時在職的政府官員告訴記者，當時已經擔任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的呂錫文，是這一方案的主要支持者。“組織部門擁有人事權，因此，在城四區剛合并的背景下，組織部門負責人能夠擁有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還是比較大的。”
2012年3月，西城區有關負責人向市政府匯報了這一方案，呂錫文亦作為北京市委領導之一，與會聽取了上述方案的匯報。在這次匯報會上，王功偉也與西城區有關領導一并參加了匯報。
此后，金融街公司在金融街“西擴南延”的業務進度迅猛提速，在月壇一帶的拆遷也取得明顯進展。在對兒研所、月壇體育場等進行拆遷后，金融街月壇1號項目開建，截至本報記者發稿時止，該項目已經完工。
事無巨細
到21世紀第一個10年末，金融街已經成為一個資產規模上千億，占西城區稅收貢獻將近一半的重要企業。此時，西城區政府已經向北京市政府提出建議，希望北京市對作為市6大產業功能區的金融街，成立專門的領導和推進機構。
“當時這個建議不僅要有市職能部門的參與，還要有市委市政府層面的領導領銜，這有利于提高工作協調的效率，這種機制，也是增強政府動員能力的一種機制。”前述曾在政府部門任職的人士向本報記者表示。
這一提議最終得到北京市高級領導的支持，于是“金融街建設領導小組”設立。作為市委方面的代表，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呂錫文與另一位北京市副市長共同出任該小組組長，從而形成市委、市政府“雙組長”的“高配”，小組成員則由北京市各委辦局職能部門一把手組成。
在這一領導小組機制建立之后，西城區旋即建立了“5+2”重點功能區建設重大項目工作協調推進機制。金融街建設指揮部位列5個重大項目指揮部之首。2012年3月，西城區下發任免通知，由西城區常務副區長蘇東任金融街指揮部執行總指揮，由王功偉出任督導員。
多位曾在西城區任職的人士表示，在呂錫文對金融街發展給予高效率支持的過程中，事無巨細是一個重要特點。其最為典型的，就是在金融街區域酒店引入上，呂錫文施加的關鍵影響。
根據規劃，金融街中心區B3和F9地塊須引入兩家酒店，在對B3地塊酒店招商的選擇上，金融街公司方面提出了堅持國際品牌、全球網絡、社會認可的原則。經過幾番甄選，金融街方面最終引入了威斯汀集團為B3地塊的酒店管理方。
而在F9地塊酒店管理方的選擇上，呂錫文發揮了關鍵作用。彼時，時任西城區區長的呂錫文曾前往上海和美國的麗斯卡爾頓集團總部考察，她了解到麗思卡爾頓的理念是“讓員工滿意”，認為只有讓員工滿意了，員工才能以最好的精神服務。金融街公司方面認為，這符合金融街公司的要求，最終，麗思卡爾頓酒店成為金融街F9地塊的酒店管理方。
王功偉簡歷
王功偉為金融街控股名譽董事長。1956年6月生，研究生學歷，高級工程師，全國勞動模范，北京市勞動模范，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西城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曾任北京華融綜合投資公司總經理、董事長；現任北京金融街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2000年6月至2011年6月任公司董事長，自2011年7月起任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名譽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