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市場打造的世界
翻開世界歷史，是一部斗爭史，也是一部貿易史。
創造文明的第一步就是從貿易開始的。實際上，在盎格魯薩克遜語言中“腳步”的意思就是貿易，英語中的貿易就是從這里衍生出來的。
今天的人們發現在5000年前的蘇美爾人的港口，就出現了港口貿易繁盛的痕跡，甚至在蘇美爾人的城市里，出現了現代銀行家的原型——短期借貸者。蘇美爾人在貿易上的創造發明，并沒有隨著他們的文明的衰落而消亡，而是傳到了更加西邊的希臘等地區，促進了希臘和羅馬人商業帝國的建立。
2000年前，絲綢和其他稀有貴重物品的商人東出尼羅河到達巴格達和克什米爾，將古代的中國、印度、波斯和羅馬聯系了起來。
在鼎盛時期，絲綢之路長度超過了4000千米，為洲際之間的藝術、宗教、技術、觀念和文化傳播提供了渠道。商隊在經過這條阿拉伯地區的道路時必須給控制這些地區的人納貢。先知穆罕穆德在年少時同商人們一起旅行，在建立伊斯蘭教之前他本身也是一個商人。相應地，古蘭經也指示追隨者要尊重個人財產、商業協議和貿易。
當我們把目光轉向東方，會發現中國在戰國時期，齊太公時就開始發展商業，在齊桓公一代，除了出現管仲這樣的經濟奇才外，齊國還根據貿易中的供需關系不戰而屈人之兵。而在衛國，商人呂不韋也靠著囤積居奇來賺取大量財富。直到漢武帝時期，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用國家機器徹底壓制了商人的勢力。
從此中國走向了重農主義，雖然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中國龐大的疆土，但使得中國人的商業思維逐漸落后于西方。
一方面，領土廣闊，人口眾多的中國走向了國有化；而領土零碎，人煙稀少的西歐，則重回貿易的老路子。從威尼斯商人稱霸地中海貿易，到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通過地理大發現，徹底改變了西歐人的命運，通過貿易掠奪，獲得了源源不斷的資源。而這些資源成就了他們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崛起反過來有擴大了貿易的規模。隨著貿易的不斷擴大，從歐洲到印度，從大西洋到太平洋，最終吞噬了整個世界。
貿易為商業社會提供了基礎，為了工業革命提供了資金。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將一切都商品化，這正是貿易所做的事情。
貿易給我們打造了一個更好的世界，同時又打爛了我們傳統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貿易成就了很多，也毀滅了很多，這也是為什么人們對待全球化的態度也會迥然不同。畢竟，任何事情都會產生兩面性。
縱覽全球貿易史，無不伴隨著地區的連通，資源的爭奪，技術的革命，制度的博弈和國家的興衰。
認清楚全球化市場的本質
「貿易的背后是資源的匹配，更是利益的分配」
一個影響世界的算術題：
假如英國生產每噸生鐵需要50個勞動日，比法國少50個勞動日，而生產每噸小麥需要100個勞動日，比法國多50個勞動日。那么兩國各花150個勞動日，一共能生產2噸生鐵和2噸小麥；但如果根據各自的優勢，英國專門生產生鐵，法國專門生產小麥，同樣各花150個工作日，兩國能生產3噸生鐵和3噸小麥，產量大大增加了；如果再進行公平交易，英國用50天生產的1噸生鐵交換法國用50天生產的1噸小麥，那么英國可得到2噸生鐵和1噸小麥，比分工前多得到1噸生鐵。而法國可得到2噸小麥和1噸生鐵，比分工前多得1噸小麥。
這是在1776年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描述，他一生主張自由巿場經濟，一直告訴我們：在國際貿易領域，自由貿易迫使買賣雙方專注從事于對自己最有利可圖的活動，同時使創造出的總體財富極大化，會使雙方都得利。
因此，在大航海時代之后，世界經濟的最大特點就是越來越趨向于“全球化”，社會分工得以在更大的范圍內進行，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可以在國際社會流動和優化配置，由此可以帶來巨大的分工利益，推動世界生產力的發展。
但由于世界各國在自然資源、生產力和科技水平、政治經濟制度和民族文化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以及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經濟全球化對不同的國家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而西方發達國家是經濟全球化的主導，能夠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占有更多的優勢，獲得更多的利益。在19世紀，英、法、德、美、俄五國國家的貿易額占世界國際貿易額的一半以上，特別是英國占全部貿易額的五分之一，其商船噸位世界第一，倫敦成為國際貿易中心，英格蘭銀行成為世界銀行，英鎊成為國際貨幣。
今天，我們在重新審視亞當斯密將《國富論》的時候，不得回味一下亞當斯密送給英國女王這本書時，在扉頁上題了這樣一段話：“如果你希望英國的經濟有序健康地發展，那么請你什么都不要做”。
「市場的本質是規則的建立，更是模式的輸出」
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國際貿易增長速度超過世界工業生產的速度。但是在二戰以后，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開始落后于世界工業生產的速度，表明世界市場的容量在縮小， 市場問題日益尖銳化，于是市場開始內卷，貿易沖突開始加劇，全球化市場從“自由貿易階段”進入到“管理貿易階段”。
這時候另一位經濟學大師的理論越來越受到關注。在亞當斯密去世的百年后，英國又誕生了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凱恩斯。
凱恩斯早年也是亞當斯密的崇拜者和忠實的信徒，他認為亞當斯密僅靠市場“看不見的手”，但在市場出現壟斷勢力、巿場失靈、外部性無法有效調控的情況下，既要靠市場“看不見的手”進行調控，也要靠政府“看得見的手”進行國家宏觀調控，這就是著名的凱恩斯主義。
二戰后的美國，羅斯?？偨y的放棄金本位制，用凱恩斯主義實施新政，讓美國走出大蕭條，同時也把美國規則和美國模式成功的推向了世界。
市場全球化是貿易、投資、金融、生產等活動的全球化，即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最佳配置。我們認為全球化市場的形成需要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全球貿易國家體系的形成，二是全球貿易交易體系的共識。
前者把世界各國劃分為三個層次：資源國、生產國、消費國，形成了市場的供給側關系；而后者形成了影響世界交易體系的組織和機制，形成了規則和模式，比如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布雷頓森林召開的世界金融大會的產物，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被譽為世界經濟三大支柱。
“規則創造了財富，模式形成了枷鎖”，隨著公司制度、金融制度、交易所、準入制等越來越多的經營貿易的制度和專業機構的形成，市場收益出現很大的不平衡。
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占據優勢地位，在制定貿易和競爭規則方面具有更大的發言權，控制一些國際組織，所以發達國家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卻不得不帶上貿易規則和模式的枷鎖。
特別是70年代以后，各國對世界市場的爭奪更加激烈，保護貿易的理論和政策都出現了新的發展，稱其為新貿易保護主義。
新貿易保護主義又被稱為“超貿易保護主義”或“新重商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初才興起的，以綠色壁壘、技術壁壘、反傾銷和知識產權保護等非關稅壁壘措施為主要表現形式。目的是想規避多邊貿易市場制度的約束，通過貿易保護，達到保護本國就業，維持在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易中的支配地位。
它們在維護民族利益，保護資源與環境的旗幟下，行保護之目的，具有名義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隱蔽性，手段上的欺騙性和戰略上的進攻性。后果就是市場貿易壟斷的進一步發展。
「經濟的騰飛需要融入體系，更需要有巧妙策略」
世界經濟的發展，說到底，源于各國經濟的發展。各國要實現經濟持續發展，關鍵是要形成符合自己國情、適應時代要求的發展模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體制和機制。否則就可能受制于人，就會被戴上規則的枷鎖，而陷入經濟衰退的泥潭。
我們來看看日本和德國的崛起與近年來中國崛起的相似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與二戰后日本和德國無不類似，受美國“不對稱合作戰略”和“道奇計劃”的刺激，日本經濟在美國扶持下迅速崛起，頂峰時期日本經濟年增長率達到15%--26%；德國也在美國“馬歇爾計劃”的支持下迎來了黃金發展十年，經濟實力強勢復蘇。而中國經濟的騰飛則是得益于在2001年加入了WTO，融入到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當中。
德、日、中三國均采取了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向型貿易發展模式，保持了較高的外貿依存度，國際貿易成為三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德日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之一，而中國也與2009年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出口大國。
盡管日本經濟創造了奇跡，但其一味追求本國利益的侵入式貿易擴張也引起了各國的不滿，迫于國際化和自由化，日本不得不放開國內市場，最終導致了日本經濟陷入到長期低迷。而反觀德國在貿易發展過程中的貿易摩擦與沖突卻遠遠小于同期的日本，主要經驗在于其對外貿易擴張中采取了巧妙的貿易策略：
一是建立區域化屏障。德國外貿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其貿易地理流向以區域性貿易為主，即主要集中于歐盟內部交易。作為當今歐盟的主要創始國，德國積極推動歐洲一體化大市場建設，利用區域內較少限制的貿易政策實現外貿的強勁發展。并且通過歐洲統一大市場的建立，德國既迅速擴大了其進出口貿易總量，又削弱了美國、日本等區域外大國在歐洲的市場地位，可謂一箭雙雕。
二是構建分散出口的產業結構。德國出口的分散性還集中體現在出口產品結構和出口地區結構上。在產品結構上，德國出口的商品分散于汽車、機器、化學品、電器等多個種類，但比例均不會超過25%，分散的出口種類策略巧妙的避開了各國的貿易壁壘，這點與日本形成鮮明的對比。
日本的出口商品高度集中于重化工，尤其以機電產品和汽車為主，1987年日本機電產品出口份額占出口總額的74%，而汽車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汽車生產大國，這種赤裸裸的貿易侵占導致了日本與美國和歐洲各國的貿易包袱。
在出口地區上，在1987年德國出口份額52.7%集中于歐共體內部，美國只占9.5%，日本占2%。而日本則出現美國一邊倒的出口結構，長期將50%以上的商品銷售到美國市場，促使美國帶頭發動對日本貿易的制裁。
三是對等進口的貿易策略。德國不僅是全球出口大國，同時也是世界進口大國，對外貿易的基本方針是：既獎勵出口，也不限制進口，進入外國市場的同時也開放本國市場。這種進口和出口相互依存的外貿結構能夠平衡貿易雙方的國際收支，最大限度的避免貿易摩擦。而日本一方面向發達國家出口大量商品，另一方面又在發展中國家大肆搜刮低廉原材料產品，這種出口方式破壞了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容易引起貿易摩擦和國家報復。
區域化戰略、分散出口、對等貿易等策略作為德國對外貿易的隱性優勢，幫助德國在其出口日益增加的條件下避免各貿易合作伙伴的貿易壁壘，保證了出口產業的健康發展，維護了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平衡和穩定。
全球化市場依然是今天世界發展的主流。各國經濟已經盤根錯節的交織在一起，在“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相互的作用下，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全球化的本質：貿易的背后是資源的匹配，更是利益的分配；市場的本質是規則的建立，更是模式的輸出；經濟的騰飛需要融入體系，更需要有巧妙策略。
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邏輯
在看懂了世界貿易的發展歷程，以及全球化市場發展的本質之后，再來看今天全國統一大市場決策的時候，就不難理解其中的戰略意圖。
第一，從大變局演化出大市場
中國已經走過了野蠻增長的發展階段，通過加入WTO融入全球市場體系，通過堅持改革開放正確的政策方針，有效的平衡自由貿易和管理貿易，保持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四十年。
中國經濟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進入到靠資本的輸出，規模的優勢、市場的擴大來獲得收益成為必然選擇的階段，所以亞投行的成立、一帶一路的建設，都是符合經濟規律的選擇。
但是市場就那么大，新貿易保護主義不斷抬頭，世界分配體系還沒有重新劃分，大國之間的博弈遠遠不是經濟問題那么簡單，況且全球疫情的持續蔓延，讓中國不得不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無疑在中國經濟需要進一步做大蛋糕的時候，我們不得不面對“內循環”的窘境。
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如何讓內部市場的規模增長能夠有效補充海外市場帶來的空缺，從而保持經濟發展的平穩，是不得不做出的戰略選擇。
第二，建立國內統一的區域化市場屏障
按照德國經驗，建立區域化市場屏障是平衡國際市場的重要手段。中國依靠勞動力規模與成本優勢釋放了巨大產能，為提高全球產業鏈分工效率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中國產業過于依賴需求拉著供給跑的增長模式，導致內部循環能力逐步弱化。
中國市場的總量不小，但是中國市場的內部差異化很大，還沒有形成像美國、歐盟這樣強有力的有同一規則和統一標準的大市場格局，這樣造成面對國外主流市場時，難以在國內形成統一的市場力量，從而分化和削弱了中國市場的話語權。
另一方面中國東部的經濟發展在面對出口受阻的形勢下，通過建立一個自由而統一的大市場，可實現區域內流通成本的降低，從而促進資本、土地、人員、數據、生產資料等各種要素的自由流動，實現生產效率的提升，實現區域發展之間的平衡和共同富裕的目標。
第三，立破并舉，構建中國特色、國際公允的市場規則和模式
規則是奠定市場健康發展的基石，也是國際市場競合的核心手段。立破并舉，中國經濟奇跡的產生，是國際經驗和本土國情的有機融合，未來隨著中國經濟體量在國際比例中的不斷上升，如何把中國標準提升為國際標準，東方規則提升為國際規則，都是需要大國考慮的戰略問題。
所以，對內來說，通過規則建設，來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打通關鍵堵點，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
對外來說，利用中國市場大統一的實踐探索，逐步建立有國際公允和符合大多數國家利益的標準和規范，建立符合發展中國家的交易體系和模式，成就大國擔當，有為發展，也是面向未來全球市場的重要使命。
第四，進出平衡，創造對等進口的貿易策略
既獎勵出口，也不限制進口，這種進口和出口相互依存的外貿結構能夠平衡貿易雙方的國際收支，最大限度的避免貿易摩擦。
因此中國積極推動進博會、廣交會、服貿會、消博會等四大對外開放的展會平臺，通過自貿區及海南自由港的建設，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深化多雙邊和區域經濟合作，維護多邊貿易體制，通過內外市場的聯動，來構建全球化市場和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雙循環發展。
第五，倒逼產業，發揮市場的激勵機制，提升國內整體產業實力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隨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廣泛滲透，正在摧毀各種市場壁壘和藩籬，推動形成網絡化的市場結構。另外，競爭是市場的內在要素，沒有競爭就沒有市場，也就談不上市場經濟。
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立，潛臺詞是要推動市場不再依賴西方技術和標準，不再依賴體制和資源配置的優勢，發揮市場的激勵機制，實現對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優化和升級，最終促進中國產業和市場在國際的競爭力，以及出口產品結構和出口地區結構上的優化和平衡。
正確的選擇取決于正確的認識和判斷。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得承認這樣的客觀事實：全球化市場促進了商品、資本、人員和信息流動，讓生產者有了更大市場、消費者有了更多選擇，拓展了各國發展空間。
然而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廣泛、深刻而復雜的變化，世界經濟復蘇態勢仍在持續，出現了令人擔憂的風險和挑戰，可以說又處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
在大變局的時代，我們更要冷靜的分析國內外局勢的變化，雖然全球化市場、貿易爭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會帶來的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這是支流而非主流，通過有效應對是可以解決的，決不能因小失大、因噎廢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