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飆馬商學院

37歲白手起家,干成世界第一,資產5000億,鄧小平接見他9次!

來源:正和島       作者:正和島       時間:2022-11-16
他是包拯第29代嫡孫,沒上完大學,卻在銀行業一路做到上海市銀行副總經理,37歲白手起家創立環球航運集團,后來成為“世界船王”。


他的投資項目遍布全球,業務涉及地產、金融、運輸、酒店等領域,家產達5000億元。


鄧小平曾接見過他9次,評價他是“中國人的驕傲”。


聞名世界的希臘船王奧納西斯曾對他說:“搞船隊雖然我比你早,但與你相比,我只是一粒花生米。”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封他為爵士,比利時國王、巴拿馬總統、巴西總統等都授予他高級勛章。


他就是包玉剛,一位把商人格局和家國情懷深深聯系在一起的企業家,在中國改革開放、香港回歸、建設寧波過程中做出了巨大貢獻。


今天,就讓我們走進包玉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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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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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銀行小職員到上海市銀行副總經理,

毅然辭職離開


1918年11月10日,包玉剛出生在浙江寧波鎮上鐘包村的一個小商人家庭。


父親包兆龍在湖北漢口經營一家鞋鋪,經常往返于浙江、湖北。雖然常年在外,但對幾個孩子非常嚴格,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工作。


母親陳賽琴出身名門閨秀,經常跟孩子們講包家祖先的創業史。


包玉剛很小就被父親送到當地有名的葉氏中興小學學習,TVB的創始人邵逸夫也是這個學校畢業的。


在這里,包玉剛學習名列前茅,才華橫溢,是妥妥的學霸。由于墻報文章寫得生動,被同學和老師們追捧為“秀才”,也被老師引薦給校,成為學校的撰稿人。


值得一提的是,包玉剛家所在的村子靠近海邊,小時候他最喜歡的就是去看海、看船,這也為他日后成為“世界船王”埋下了種子。


13歲那年,父親送包玉剛去上海求學。不久,他就進入吳淞商船專科學校(今上海海事大學、大連海事大學前身)學習船舶專業。


抗戰爆發后,他輾轉到了重慶,沒有按照父親的意愿繼續大學深造,而是在銀行當一名小職員。


1938年,包玉剛又回到上海,進入中央信托局保險部工作。包玉剛工作認真,頭腦靈活,很快就掌握了信托、保險等各個環節的業務。


最有意思的是,因為他那正宗的寧波口音,平時大家都要禮讓他三分。當時流傳著“寧愿聽兩個蘇州人吵架,也不愿意聽兩個寧波人談情說愛。”(蘇州人吳儂軟語,嗲聲嗲氣,吵架也不會高八度,仍然慢條斯理文鄒鄒,像聽評彈說書;寧波人講話硬繃繃,直來直去,不會轉彎抹角,音亮高,語速快,一來二去,外人不明就里,似爭吵的架勢)


就這樣,包玉剛一舉成為“十三太保”的30個業務骨干之一。此后,在短短7年時間里,他就從普通職員升到了衡陽銀行經理、重慶分行經理,直到最后成為上海市銀行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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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上海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三教九流齊聚一堂。當時,經過戰亂,生活物資緊缺,買東西成了“搶東西”,加上法幣濫印,通貨膨脹極其嚴重,市場一片混亂。


有人說去面館吃面得先付錢,不然吃完價錢又翻一番。


為了重整市場秩序,國民政府派錢大鈞任上海市長。錢大鈞一上任,就開始整頓金融業,他對包玉剛的能力有所耳聞,于是邀請他當上海銀行副總經理。


除了處理一般銀行業務,包玉剛還負責收稅、給公務員發工資。當時,為了穩住大局,政府給公務員發日薪。


可有時候現金周轉困難,很難在一天之內湊齊所有的錢。大家領不到工資,只能向包玉剛施壓。


有一天,一隊荷槍實彈的警察沖到包玉剛的辦公室,直接拿著槍對準包玉剛:“馬上給我們發工資。”


不過,年紀輕輕的包玉剛并不怵,直接問:“你們是拿著提款手令,還是市長批文?”


警察把子彈上膛,揚了揚手里的槍:“我奉局長的命令。”


“那這樣,我打電話征詢一下市長的意見,大家都好做。”


說完,包玉剛便將電話打給了錢大鈞。在電話里,錢市長把警察局長大罵了一通,這才穩住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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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混亂的金融市場,很多人鉆著貶值的空子,發國難財。他們先找借口向銀行借錢,然后去買賣黃金和美元,等貶值就再拿黃金換回來去還銀行的債務。


為了杜絕這種現象,包玉剛對每筆貸款嚴格審查,一旦發現問題就停止放貸,甚至拒絕兌換流通的紙幣。


這樣,包玉剛就斷了那些人的財路,而自己也攤上了事,甚至為此賠上了一條闌尾……


一天,兩位門徒找上門,聲稱杜先生請他到府上喝茶。對方什么來路,包玉剛心知肚明,但杜月笙在上海手眼通天,更與蔣介石關系深厚,輕易得罪不起,只好假裝允諾。


一回到家,包玉剛就跟妻子說,自己闌尾炎發作。醫生從里到外檢查了一番,愣是沒發現有啥問題。


可包玉剛一口咬定,就是闌尾炎犯了,明天馬上為他手術。醫生搞不懂,但只好照做。


在這番斷尾求生下,包玉剛硬是頂住壓力,沒有給杜月笙空子可鉆。


起初,包玉剛確實一腔熱血,企圖努力挽救上海金融市場局面。可隨著通貨膨脹和擠兌風潮變本加厲,銀行成了大家的出氣筒。1948年,新的貨幣方案出世,廢除法幣發行金圓券,搜聚民間金銀。


看著險象環生的上海,1949年3月,31歲的包玉剛決定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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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艘舊船開啟“世界船王”之路


辭職后的包玉剛帶著一家老小來到了香港。


他本想重操舊業,但此時的香港銀行早已被匯豐等外資壟斷,找不到一絲縫隙。


這時,寧波的一幫老鄉也到了香港,幾位朋友一合計,決定開展進出口業務。寧波幫的經商能力向來在各地商幫中首屈一指,包玉剛的貿易公司不久便打響了名號。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在英美操縱下,聯合國對大陸實行了禁運。包玉剛抓住這個機會,從歐洲進口鐵礦石、輪胎等物資,通過澳門運入大陸,獲利頗豐。


但這始終是短期買賣,不能靠它長期牟利。


當時,日本作為美軍的后方陣營,航運需求暴漲。可在戰火之中,日本船只破壞嚴重,很難承擔如此大的需求。于是,很多日本商人跑到香港租船,借此,香港的航運業發展如日中天。


包玉剛也想參與其中,可父親卻堅決反對。在包兆龍看來,當時香港未開發的土地居多,投身房地產是最好的選擇。


為了說服父親,他說道:“航運是世界性的業務,資產可以移動,范圍涉及財物、科技、保險、經濟、政治、貿易,幾乎無所不包!”這句話徹底打動了包兆龍。


進軍航運業,就得先買船,當時他手里的全部積蓄是和父親一起攢下的數十萬元,只能向銀行貸款。


但貸款得要擔保人,包玉剛想起之前結識的會德豐馬登集團的首腦喬治·馬登,去倫敦找他貸款,馬凳告訴他,“年輕人,航運業是一個危險的行業,弄不好,你會輸掉你最后一件襯衫”


在包玉剛的軟磨硬泡下,馬凳同意提供他60%-70%的貸款,買一艘“格蘭斯頓勛爵號”船。


包玉剛欣喜若狂,可接過合約一看,那分明是一艘舊船,沒有任何航運價值,馬登就是想趁機敲詐他一筆。


之后,包玉剛得知英國威廉遜公司有一艘舊船要出手,售價22萬英鎊。但此時的包玉剛四處借錢才籌到20萬英鎊,還是不夠。


不過,這22萬的價格是中介公司報出來的,中間肯定有提成。想到這,包玉剛直接來到倫敦,與威廉遜公司面對面商談。


本來威廉遜公司都是把船交給中介公司處理,這是規矩。但包玉剛的誠意和執著打動了他們,最終以20萬英鎊拿到了他的第一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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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艘已經使用了28年排水量只有2800噸的舊船,被包玉剛取名為“金安號”。


1955年,包玉剛成立了“環球航運集團有限公司”,并與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談妥,將“金安號”轉租給這家公司,從印度運煤到日本,采取長期出租的方式。


當時,幾乎所有的船老板都采用傳統短期方式出租船舶。相比長租,短租不僅結算快,而且收費標準高且可隨時提價。聞名世界的希臘船王奧納西斯和尼亞可斯、美國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老一代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這樣做的。


當包玉剛把自己的船以為期3年、5年甚至10年租給別人時,一些同行都譏笑他是門外漢。包玉剛有自己的想法,只有長租,才能建立真正的信任。而信任的建立,則是做生意的最重要基礎。


他曾對人說:“我的座右銘是,寧可少賺錢,也不去冒險。”他謀求的是長期穩定的收入,這是放眼未來的一種經營方法。


沒過多久,包玉剛的這種做法就收到了很大成效。


1956年,埃以戰爭爆發,由于蘇伊士運河關閉,貨物積壓嚴重,海運業務十分興旺。別人勸包玉剛趁此機會大賺一筆,但包玉剛仍然按照舊的租金為東南亞的老雇主運貨,以避免與實力雄厚的西方船主直接競爭。


果然,十幾年后,埃以休戰,西方大批商船無事可干,還要耗費驚人的費用去維修、管理。而包玉剛的船仍然穩扎穩打地立足于東南亞,業務蒸蒸日上。


剛好,包玉剛與日本山下公司的租期到期,山下公司只好續租,續租的價格也翻了一倍。靠著這筆租金,包玉剛又買下了第二艘二手船,并將它租給一家貨運公司,租期4年。


幾年間,包玉剛已經手握7艘二手船,租金收入可觀。有了錢,包玉剛希望能有一艘自己的船。


那時,買進一艘巨船最少需要100萬美元,包玉剛自然掏得出來。可要是一股腦將資產全花在買船上,那就等于將資金套牢,無法讓它流動起來。


只有流動的資金,才能錢生錢。


于是,包玉剛與匯豐銀行談了筆生意,他將一艘舊船抵押給匯豐,獲取小額貸款。之后,他找到匯豐信貸部主管桑達士,打算向他借75萬美元。


可當時,銀行業有個默認的規矩,不投資風險大的行業,如船運業、航空業和電影業。而且,考慮到這筆錢回報周期長,銀行需要承擔風險,桑達士有些猶豫,說,“如果你想貸款,就必須找個擔保人。”


可包玉剛上哪找個擔保人,他心生一計,試探道:“如果有一家日本銀行開出信用卡,匯豐銀行是否愿意借錢給我?” 


桑達士爽快地答應了,按照日本商人精明、刁鉆的習性,要想從日本銀行拿到信用卡,區區一個包玉剛,根本做不到。


但桑達士高估了日本商人,更是低估了包玉剛的決心。


為了得到日本銀行的信用卡,包玉剛承諾,如果船只失事,保險賠償金全歸于日本商人,他一分不取。


當時,海運保險保費昂貴,一出意外,投保人可以得到一大筆賠償金。如果包玉剛放棄賠償金,那就等于他主動斬斷了自己所有的后路。


因此,包玉剛成功拿到信用卡,從桑達士拿到75萬美元貸款。當然,這是一場雙贏的交易。包玉剛借雞生蛋,買到第一艘船,逐步建立自己的航運帝國。而桑達士首創先河,支持航運業,很快被提拔為匯豐銀行的首腦。


兩年后,桑達士再度與包玉剛合作,匯豐銀行投資包玉剛的公司。有了匯豐的權威背書,包玉剛一路高歌猛進,7年間手上的船只達到50艘,總價值3億美元。


1971年,包玉剛順勢進入匯豐,成為進入匯豐銀行董事會的第一個中國人。


在包玉剛的指點下,匯豐勢頭強勁,開始走多元化投資路線,逐漸將渣打、有利甩在身后。


有了匯豐撐腰,包玉剛大量購買船只,幾年間便擁有40多艘巨型遠洋貨輪。手上的資產也如滾雪球,越滾越大。


1974年,聞名世界的希臘船王奧納西斯在美國曾拜訪了包玉剛,風趣地對他說:“搞船隊雖然我比你早,但與你相比,我只是一粒花生米。”


1977年,吉普遜船舶公司公布世界船王排名,包玉剛坐上船王頭把交椅,董浩云位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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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浩云


1978年,包玉剛又攀上事業的高峰,打造一支200多艘船、2000萬噸位的船隊。比聞名世界的希臘兩大船王的總和還要大,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船王”。


國外報紙上都以大量篇幅介紹包玉剛,用的標題是《比奧納西斯和尼亞科斯都大——香港包爵士》。


第二年,包玉剛的船隊總噸位達到2100萬噸,比美國和蘇聯的國家所屬船隊的總噸位還要大!


由于在國際船運業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包玉剛成為世界各國的座上賓,1978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封他為爵士,比利時國王、巴拿馬總統、巴西總統等都授予他高級勛章。2003年被航運雜志Fairplay的讀者評選為120年來航運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


順便說一下,他還是撒切爾夫婦多年的至交,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是其可信賴的友人,曾受美國總統里根邀請成了其就職儀式上的特邀嘉賓,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也是其朋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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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的航運業發展火熱,很多大佬也一頭扎進去,大肆擴大規模。


可包玉剛卻突然退出競爭。他預測,世界航運業發展已經達到天花板,沒有發展的空間了。于是他決定減少船只登陸,低價出售大批郵輪。


其他大佬紛紛笑話包玉剛,以為他發財昏了頭,在做傻事。


少了個競爭對手,董浩云暗自竊喜,開始大肆擴張,過了一把世界第一的癮。結果,就在擴張之際,董浩云因為操勞過度,突發疾病去世,業內一片嘩然。


不久,世界船災來臨,所過之境一片狼籍,破產的破產,負債的負債。這下,大家才發現,原來只有自己在裸泳,包玉剛早已將船只開進避風港,逃過一劫,毫發無損。


從航運業全身而退后,包玉剛又瞄準了另一個黃金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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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舟登陸,漂亮打贏“九龍倉之戰”


百年來,英資企業憑借權勢,在香港大肆搶占大量廉價土地。后來,香港爆發銀行危機,地產業重新洗牌。


在此期間,許多地產低價賤賣,華商趁機大量吸納。借此,“華資地產五虎將”橫空出世,李嘉誠便是五虎將的將軍。


當時,九龍倉是香港最大的碼頭,九龍倉集團手握香港一大筆陸地資產。可以說,誰拿下九龍倉,就得到了香港大部分裝運業務。


華資財團個個虎視眈眈,都想將九龍倉占為己有,李嘉誠也是如此。可他那會,正在與英國人切磋,準備收購和記黃埔。


此時,九龍倉由怡和洋行控制,但怡和所占股份不到20%。也就是說,如果李嘉誠能設法吞并九龍倉20%股份,就能與怡和一較高下。


于是,李嘉誠暗中通過散戶,吸納九龍倉股票,幾天內,他就買下2000萬股九龍倉。怡和只好搬救兵,向匯豐求助。


有了匯豐的加入,李嘉誠拿下九龍倉無望。如果能以手頭上的九龍倉股票,去換取贏得和記黃埔的籌碼,也不失為一次好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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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中環文華閣的高級客房里,李嘉誠與包玉剛談了一筆生意。李嘉誠承諾,愿意將手頭上的2000萬九龍倉全數讓給包玉剛,希望包玉剛能幫忙從中斡旋。


碰巧,這時包玉剛正準備在地產界摩拳擦掌,果斷答應。


通過包玉剛的牽線,李嘉誠成功從匯豐承接9000萬股和記黃埔股票,完成收購。


李嘉誠的退出,讓怡和松了口氣。然而,前腳走了個李嘉誠,后腳來了個包玉剛。


包玉剛悄悄買入九龍倉1000萬股,加上之前的2000萬股,手頭上共有3000萬股,占九龍倉30%股份,已經遠遠超過怡和。他將手頭上的股票轉入隆豐國際,而隆豐國際也是包玉剛控制的企業。


等到怡和大夢初醒,包玉剛已經帶著自己的二女婿入駐九龍倉董事會。


可怡和也并沒有放棄。他們抓住包玉剛去外國參加活動的空子,把收購臨界點定在49%,擬定了一份廣告認購書,以兩股作價,12.2港元置地股票,加一張抵押債券,面值75.6港元,共100港元,換購一股70港元的九龍倉股票。然后將這份認購書傳至各大港媒,煽動媒體輿論。


怡和特意讓媒體在周六一大早發布此消息,然后打電話通知包玉剛的二女婿吳光正。


接下來周末兩天,正好休市,包玉剛要贏得這場戰就得在兩天內趕回香港,籌夠資金收購。然而,怡和低估了包玉剛的能力。


包玉剛得到消息,開始盤算起來,怡和手頭有20%股份,而他有30%。如果包玉剛也將收購臨界點定在49%,那他只需要再收購19%即可。


可包玉剛手頭上只有5億港元,要想收購19%,必須再籌集15億港元。而且,必須在周一之前籌到,要去變現家產、債務已經來不及。


包玉剛向匯豐總經理沈弼求救,沈弼當場拍板,將15億港元直接匯入包玉剛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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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弼


資金解決后,包玉剛通知女婿,趕緊與律師商討收購方案。他假裝全然不知情,來了一場聲東擊西,先飛到蘇黎世,再從蘇黎世偷偷飛回香港。


星期日晚上,包玉剛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以105港元一股的高價,現金收購九龍倉股票2000萬股,并將股份提高至49%,收購期限定在周一周二兩天。


包玉剛這一下,打了怡和一悶棍,半天緩不過神來。他們原先計劃是現金加債券收購,而包玉剛以現金收購,而且每股還高出他們5港元。這下,勢力懸殊太大,他們必輸無疑。


于是,股民們也紛紛拋售股票。


從正式開始到收購結束,僅用了一個多小時,包玉剛就收購了49%股份,一躍成為九龍倉第一位華人董事長。


1985年,包玉剛又以5億新加坡幣奪得英資集團會德豐股權,成為繼李嘉誠入主和記黃埔之后,奪得英資四大洋行的第二個香港人。


1986年,包玉剛又一舉收購香港另一個發鈔銀行渣打銀行14.5%的股份,成為該行最大的個人股東。


華資財團的崛起,逐漸擠兌英資地盤,英資企業逐漸退出競爭圈。


權威人士評論船王“棄舟登陸”,創造了又一個奇跡。其實可以說是“海陸并舉”,此時的包玉剛不僅有船王的風范,還有著銀行家的商業投資潛能,也為后來香港的回歸也提供了有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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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香港回歸,

讓中國船舶走向世界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包玉剛是推動香港順利回歸的幕后功臣。


1982年9月,中英舉行關于香港前途問題的峰會,包玉剛作為唯一一位民間人士出席,擔任正式顧問。


不久,香港回歸談判陷入僵局,兩方的僵持,讓香港社會十分擔憂,經濟出現了大幅度波動,而承擔著“協助雙方領導人,商討香港前途問題”職責的包玉剛,被推到了歷史前臺。


早在撒切爾成為首相之前,包玉剛便在高爾夫球場上與她的丈夫成為了好友。


1981年他以私人朋友身份拜訪撒切爾夫人并送她兩件禮物:一個寓意祝福身體健康的跳繩,一張訂購英國輪船的訂單。


對包玉剛來說,這份禮物完全是虧本生意,英國船的性價比并不高。不過,對于國內造船業正深陷危機的撒切爾夫人來說,這份禮物自然是非常用心。


包玉剛還誠摯地提出,希望撒切爾夫人能夠參加這艘船以及另一艘在上海建造的姊妹船的剪裁,以非官方的形式走近中國,感受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撒切爾夫人也欣然應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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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22日,撒切爾夫人應邀來到了上海,參加了這艘被包玉剛命名為“世界友誼”號的巨輪下水儀式。這也是中國外交史上少有的案例。


此后,包玉剛經常在香港和北京之間奔波,促進香港的順利回歸。


經過長達兩年的交涉,1984年12月9日,中英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包玉剛應邀出席見證了這歷史性的一刻。


后來,包玉剛也成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副主任。


此外,包玉剛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幫助中國船舶工業公司打入了國際市場。


改革開放剛開始時,中國船舶工業在世界上根本沒有地位。為了打破這種局面,包玉剛決定讓中國船舶工業公司為自己的環球航運集團建造6艘散裝貨輪。


經過540天的努力,中國第一艘“長城號”貨輪試水成功,那一刻,包玉剛熱淚盈眶。這個消息在世界引發了極大反響,也從那時起,中國制造開始走向世界。


1980年3月,包玉剛與中國第六機械工業部、中國外貿部合資創立了國際聯合船舶投資有限公司,為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的首家中外合資公司。該公司的成立,促進了改革開放的重工業發展,并成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航運業對外的主要平臺。


“國家強大了,我們中國人在外面做生意也能挺直腰桿!”


不久,包玉剛就與中國有關部門簽訂了1億美元的出口船合同。此后,李嘉誠、曹文錦、趙世光、董建華等香港企業家,都開始到內地買船,或者投資港口與航運業務。


在回歸過渡時期,一些香港商人撤資海外時,包玉剛還刻意帶領公司持續加大在香港的投資,表明對香港回歸后的信心,對穩定香港信心起到很大作用。


可以看出,包玉剛不僅有著商人格局,更是有著一腔愛國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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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鄧小平結緣,

建設“兆龍”飯店和寧波大學


1978年11月,離開內地30年的包玉剛第一次回到大陸,但到北京后發現竟然沒有一家像樣的酒店。


于是,包玉剛當即決定,要向祖國捐款1000萬美元,修建一座現代化的旅游酒店,并引進國際先進的酒店管理方式,歸國家旅游總局管理。


不過,他唯一的要求是,希望以自己父親包兆龍的名字命名。


當時國內正面臨著意識形態方面的爭執,許多人斷然反對:怎么能接受資本家的捐贈?怎么能在首都建造以資本家命名的酒店?


于是,擔任國家旅游總局局長的盧緒章給國務院打報告,最后遞交到鄧小平的手里。


在一番思索之后,鄧小平拍板同意。“人家無償捐款1000萬美元,用來為祖國發展旅游業,建設旅游飯店,是對我們共產主義的支持,為什么要拒絕?


再說了,人家僅僅是要求名字改為‘兆龍飯店’,這又有什么影響呢?


人都是講親情的嘛,包玉剛想借此機會給養育自己成人的年邁老父親一個紀念,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是值得肯定的!我們要彰顯出共產黨人的寬宏氣質,對愿意為國家做出貢獻的人民要一視同仁。”


捐款簽字儀式在1981年7月6日舉行,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包玉剛和包兆龍等。


鄧小平和包玉剛見面后,雙方緊緊握著手,鄧小平同志也在表達著歉意聲稱:“我們應該早就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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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早”字道出了兩人心中的相見恨晚,他們如同老友一般愉快地交談。這次會面,雖然僅僅只有38分鐘,但卻奠定了兩人,乃至兩家人的情誼。


在此后的10年內,兩人總計見過9面,他們的家人也都成為了好朋友。


1985年10月,由鄧小平親筆題寫店名的兆龍飯店落成。鄧小平再次破例出席當月25日飯店舉行的剪彩儀式,這是他平生唯一一次為“外資”飯店題寫店名與開業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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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包玉剛還在上海交通學院建造了圖書館,以彌補父親的遺憾——兒子沒能走學富五車之路。


圖書館建成之日,菲律賓馬科斯總統夫人,還親自到場剪彩,為包玉剛慶祝。


1984年,包玉剛為了回饋家鄉的培育之恩,在寧波老家捐助了5000萬,創立了寧波大學。


他說:“寧波比香港大幾倍,人口也跟香港差不多,可還沒有自己的大學。我到外國去,看見人家在進步,就很希望自己國家早日跟上,而要現代化,教育是最重要的,所以這個事情我一定會很高興地把它辦好。”


鄧小平知道后,親自為大學題寫校名。


寧波大學的建設從1985年10月29日開始,到1986年7月已經建設好教學樓、圖書館、住宿樓,聘請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復旦大學以及浙江大學的諸位老師來授課。


包玉剛曾經有一個名言,就是:廣東有個深圳速度,寧波有個寧波大學速度。


1984年,回鄉祭祖的包玉剛,在參觀江南著名的“天一閣”時,在一本古籍《包氏家譜》中驚喜地發現,自己居然是包拯第29代嫡孫。


一腔自豪之情油然而生,或許冥冥之中一切都是天意,那一次的回鄉祭祖之旅,無意中竟然成了真正的認祖歸宗。


從他的這些話里,我們也能感受到這位“世界船王”的智慧:


社會賜給人的機遇是大概相等的,但每個人對機遇的運用是不可能相等的。


你若不能駕馭機遇,好運氣也會變成壞運氣。


在這個國際性的社會里,生活形式、行動,都和從前不一樣。不過跳disco管跳disco,這不是問題,但到商業道德這事情上頭,還是老傳統好。


你老老實實做生意,講實話,干事規規矩矩,別人就對你有信心。


對人不能欺騙,做事不可以亂七八糟,那么大家關系好,大家有實惠,生意就可以上去。不管是小是大,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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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他的離開,也是一個時代的結束


可惜的是,推動香港回歸的包玉剛沒有看到香港回歸的那天,1991年9月23日,73歲的包玉剛因病逝世。


在他身后,資產已經悉數分給女兒女婿,只有無數的捐款留著他的名字。


鄧小平聞訊后,立即發出唁電表示深切悼念, “熱心祖國建設,為實現‘一國兩制’身體力行,功在國家。”


鄧小平曾當面稱贊包玉剛,“歡迎你,包先生,你當世界船王,這是中國人的驕傲嘛!”這是對包先生最精辟的評價。


當時香港幾乎全部的名流都參加了他的葬禮。有人曾評價“他(包玉剛)的去世,象征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緬懷這位“世界船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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