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西方商鋪選址常會用到一套非常精細的分析工具，它早已發展成為專業學問，這無疑是一項先進的生產力，但它在中國用得著嗎？
西方商鋪選址常會用到一套非常精細的分析工具，它早已發展成為專業學問，這無疑是一項先進的生產力，但它在中國用得著嗎？
商鋪應該開在什么地方？
很多人會回答：人多的地方。國內有些零售學教材會細致些，區分多項要素：人口，交通，收入，房租，樓層，最終“綜合分析”。網絡上火熱的帖子還會反復提及家樂福、沃爾瑪的選址圣經，基本是要素組合的翻版。
不過，這些籠統的原則實際上很難化為操作經驗。更多中國的商業選址依靠個人經驗和直覺，遠遠沒有精密型選址學的應用。
但中國人受精密型選址學的沖擊感受卻很普遍。1987年、1990年，肯德基、麥當勞進入中國，前期每個店鋪都堪稱選址學案例展示。他們花費數月做調研、評估——厚厚的選址規范，都讓人們覺得新鮮。原來，除了挑人多，選址還有更復雜但更有效的路數。
1990年10月8日，中國內地第一家麥當勞餐廳在深圳市解放路光華樓西華宮正式開業。當天，無數深圳人舉家前往，等候的隊伍從餐廳二樓排到一樓，再繞著整個光華樓轉了一圈。
洋品牌選址有什么秘訣嗎？
確實有，而且應用繁雜，遠不止零售選址。歐美國家早已發展出將運籌學等應用數學手段與商業經驗結合的精密選址學，今天，甚至工業工程、系統工程等學科都有可與精密選址相關的研究方向。
不過，國外商家的選址秘技雖然耀眼炫目，它們在中國的實踐運用到底效果如何，以及它對中國商家的參考價值幾何，都需要打上大大的問號。
西方的先進生產力
在今天的歐美國家，商鋪選址已經普遍告別依賴個人經驗或直覺，多依賴成熟的精密商業選址工具計算分析。對普通商家來說，有大量發行印刷的讀物指導他們如何商業選址。如1980年的《Market Research For Shopping Centers》，包含了大量的運籌學公式，考慮的極為細致，包括駕車距離與購物中心大小的比例，對預定區域分級銷售區的細致劃分等。
商業精密選址工具的廣泛運用和大量專業選址服務公司的出現，使得同一個街區內必然會有的銀行、服裝店、大眾餐館、高檔餐館、便利店、高端品牌店，會根據完全不同的選擇策略，選擇與誰毗鄰甚至是在馬路的哪一側。
而大型連鎖企業的要求就更高，常會將第三方選址服務公司的咨詢結合自身經驗設計算法組合。家樂福、沃爾瑪等巨頭，則有獨立的選址部門，每個新店都有單獨的調查，將數據傳給總部分析人員，最終由總部確定新址。
對跨地域經營的商家來說，社會形態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當然會讓在不同地區選擇完全不同的選址策略。
以大型超市為例，在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發達國家，因為汽車普及高，且人口密度較低，高速路出口附近往往是選址重點，大型購物中心往往不會在地價高昂的市區選址，而會在多個城鎮均可駕車抵達的郊區。而歐洲的法、德等國，因為人口密度相對較高，超市多會更貼近市鎮選址。
美國邁阿密迪克西高速路旁的Grand Union購物廣場，攝于1964年
同一商家在不同社會的定位差別也決定了選址傾向。如山姆會員店，在美國是會員制低利潤的倉儲賣場，但在中國，更偏重中高層白領。因此，遍布美國各地的山姆會員店，到了中國就只親睞北上廣等大城市，并且不像其他超市設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而是位于靠近高速公路的地段，并配有超大停車場。
更離譜的是哈根達斯，在美國是街邊店，人流量是其選址的最主要衡量指標，到中國卻非市中心不進，非大型商場不入的中高檔冷飲店。
不過，這種20世紀中葉才逐漸成熟的統籌分析工具，很大程度上形成于戰爭時期。
位于北京前門大街的哈根達斯專賣店
戰爭與運籌學
人類自定居始，就有了選址問題，自然會發展出各種選址方法論，譬如中國的風水學也算是一種前現代的選址學。
真正第一次將選址問題精密化的，是19世紀末的德國經濟學家。當時，德國剛完成統一，工業發展迅猛，科學研究水平居歐洲前列。
1909年，吸收了屠能（ Thünen）等前輩的經驗，經濟學家阿爾申爾德•韋伯出版了《工業選址（區位）理論》，研究單個倉庫到不同客戶的總距離如何達到最短，將選址問題轉化為可以被計算、討論的經濟學問題。
阿爾弗雷德·韋伯與他的著作《工業選址理論》
當時商業并不發達，商業選址重要性遠不如工業。之后的選址的零散研究主要集中于工廠、城鎮的位置研究，即使與商業相關，也是供應商的選址，并非現在被關注最多的零售選址。
但戰爭意外加速了研究水平的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參戰國各行業的專家被動員組織參與研究軍事項目。許多人逐步摸索出了粗糙的運籌學方法，如美國的T.A.Edison用統計方法研究海軍艦艇對付潛艇的最優戰術。
戰爭不僅催生了新研究，還為以往的猜想提供絕佳的驗證機會。一戰前，英國工程師F.W.Lanchester用微分方程研究兵力部署，推論出集中兵力原則，殘酷的戰爭很快為其提供了證據。二戰更深入地推進了運籌學發展，尤其是英、美兩國，都出現了運籌學小組。運籌學一詞也來自于這批科學家的自稱。前蘇聯也很快有了類似的組織。
通過對雷達應用、商船護送等問題的研究，軍事運籌學逐步完善。運籌學成了戰爭的意外收獲。據保守估計，二戰中英國、美國、加拿大在運籌學機構服務的總人數超過700名，產生了線性規劃、整數規劃、圖論、網絡流等等影響深遠的理論。
這些理論成果在選址問題的運用，主要來自美國政府主導的大型項目。典型的是40年代初為核武器提供材料的漢福德工廠。漢福德核工廠需要考慮規模、污染、原料供應、保密等因素，十分復雜，多方考量后，最終經過建于華盛頓州。
坐落于哥倫比亞河畔的漢福德核工廠，攝于1960年
戰后，這些經驗、成果很自然的被運用于其他領域，尤其受大公司注重。50年代末，半數美國大型公司將運籌學的方法應用于經營管理。
而戰后經濟國有化的趨勢也帶動了應用數學，尤其是運籌學的傳播。1964年，英國運籌學學會有1242名會員，分布在國有、私營企業、學術界等，成為一時顯學。
1964年英國運籌學會會員分布概況
此后，精密化的選址學蓬勃發展。統籌學本身的發展當然重要，更關鍵的是戰后西方商業逐漸逼近工業（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除了前蘇聯，運籌學強國美國、英國在商業選址時都開始使用運籌學方法。計算機的出現更讓運籌學等方法得以廣泛應用。
1980年代，隨著外資進入中國，這種先進的生產力也有了在中國一展身手的機會。
洋工具與中國國情
其實，中國也可算是與西方同步將運籌學運用于選址的先進國家。
1956年，在錢學森等人推動下，第一個運籌學小組在中科院力學所成立。很快就開始了選址研究——服務于“大躍進”。典型例子就是“打麥場選址”：如何在手工收割情況下提高生產效率。
此后，運籌學的數學家集中精力于“實踐”問題，華羅庚是其中的先鋒人物。1958年后，知識分子背負著沉重的壓力，千方百計為生產服務是他們少有的活動空間。時任數學所所長的華羅庚主張“聯系實際任務”，運籌學、選址學被寄予希望。
1960年，山東濟南召開全國運籌學現場會議，主要內容便是交流各地區“大搞運籌學群眾運動的經驗”，讓線性規劃得到更廣泛運用。
隨著運籌學的“大搞”，中國各地紛紛響應號召成立研究會。圖為六十年代初期的華東師大數學系運籌學研究室
顯然，運籌學連打麥場選址這個陣地都丟失了。當時的中國社會確實不需要選址研究。與蘇聯更尊重理性，尊重專家規劃不同，政治掛帥的中國基本取決于長官意志。毛澤東曾設想過將來每個縣都建一個飛機場、一兩所大學。
但1980年代后，西方成熟的運籌學選址方法進入中國后，很快發現老革命遇見了新問題——許多注重科學選址的西方企業發展遠遠不如同類中國企業，大型超市中選址最為精細的沃爾瑪，反而不如更注重本土化的家樂福擴張順利。
沃爾瑪與家樂福，自登陸中國伊始便是你爭我趕
為什么會水土不服？
因為中國實際上是個不需要精確選址的奇特國家。
邏輯上，商業選址是根據現有環境及其預測，分析出合理的商業區位候選，再由經營者決定地點。但是，如果能夠提前了解城市規劃方案，甚至干脆一切反過來，商家先選址，再影響城市的未來規劃，那么還需要費力分析、預測嗎？
由于在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資本的作用太重要，而土地資源又掌握在渴盼投資的政府手中，城市擴張方向完全可被行政力量改變。如果資本與這種強大力量保持良好關系，“XX建到哪里，市中心就是哪里”并不是夢想。
另一方面，精密選址學不斷發揚光大的西方，早已完成了城市化發展，而中國的城市化高速發展，變化比計劃還快是一種常態。一家大型外資商業機構專職規劃的高官曾感慨：閉著眼睛在北京地圖上扎圖釘，選出的都是好地段，這種情況下，精密選址反而不如放手擴張的效果好。
北京五環內商圈概覽
中國城市的街道特征，也往往讓西方的經驗完全失效。中國寬闊的馬路對步行購物者猶如阻斷交通的河流，所以，即使兩家大型購物中心對街營業，互相影響也非常有限。
今天，那些海外學成了精密選址相關專業的學子們，尷尬地發現自己的專業成了“屠龍之技”，不過，他們或許值得等一等。——理論上，過了城市大規模擴張的階段，城市格局成型，精密選址學應該會有用武之地。
但中國的情況畢竟獨具特色，比如北京。2014年8月，消息稱北京市發改委原則上不再批準四環以內的商業用地，即使特批，也不會超過1萬平方米。
也許，只有在小型連鎖超市才是選址理論應用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