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第一個矛盾首先要明白當地政府的實際需求是什么，很多名不符實的“文化名城”在時代的發展過程中早已被歷史的河流消磨殆盡。深厚的歷史文化不僅沒有給這座城市帶來價值增量，反而羈絆著城市的發展，也使得當地政府在城市開發方向及力度上左右為難：拆or不拆，改造or重建......

因此，理清當地政府及人民的需求，為政府出謀劃策，實事求是地解決當下的問題是解決文化問題的出發點。其次要理清當地的文化價值增量在哪里，以文化為導入，做GCP（文化系統生產總值），搭建文化價值轉換的生態系統，盡量在場地內尋找低效空間，植入文化和服務，在存量的低效空間內體現城市增量價值。甚至可以將傳統文化與互聯網經濟相結合，深厚的文化積淀和互聯網時代的新奇與數據碰撞，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全新的城市價值和復興活力。這是一種將存量空間變成增量價值的有趣思考，也是一種現實和虛擬打通的全新嘗試。文化不再是沉重的代名詞。文化價值轉換過程中，歷史如剪影般閃過，融入我們的生活場景之中。這座城、這群人，已然就是行走的歷史，讓文化綻放價值的火花。

解決第二個矛盾需要不僅需要有前瞻性的預判，更需要對目標場地的深入思考，英國建筑師克里斯托弗.亞歷山大的《城市并非樹形》中認為改造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加強居住場所同人類之間的深層次的關聯性，并不是將二者獨立開來。美國設計師克萊爾·庫珀·馬庫斯的《人性場所：城市開放空間設計導則》中強調空間設計中人的使用的重要性，設計師需要利用人的行為或社會活動來啟發并塑造環境設計。

克萊爾·庫珀·馬庫斯《人性場所：城市開放空間設計導則》

因此，在解決基本問題的基礎上不僅需要尋求創新的更新設計內容，更需要以營造可持續的人居環境為目標，強調對新事物和新生活接納能力的擴大，因地制宜地配套出符合當地民情、政策以及經濟水平的規劃產品。大面積使用拆遷重建這種快速簡單的開發方式，不僅造成極大的資源浪費，還會使整個舊城歷史風貌、都市記憶和情感空間格局等被破壞。其次，改造工作比較片面，缺乏公眾參與。沒有針對該區域居民的具體需求進行改造設計，忽視居民的參與性，不能讓居民產生歸屬感和依賴感。千城一面的改造模式，很難重建城市的文化氛圍。

千城一面的改造模式難以重建城市的文化氛圍

對于多數街區來說，由于場地設施老舊、吸引力差、同質化嚴重等諸多問題，已經成為制約他們運營發展的壁壘。堅定不移地走可持續的創新發展道路才是街區開發的破局之法。在后疫情時代的新背景下，如何實現旅游產品的策劃內容及運營的可持續化是當下需要思考的課題，也是解決第三個矛盾關鍵所在：做到盛則異軍突起，衰則自力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