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暨2020年度學術成果新聞發布會在北京舉行，此次發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中國書籍出版社聯合主辦。
20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堅守“學以致用、咨政建言”的宗旨，致力于中國文化改革發展的理論與政策研究，創立了《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中國公共文化服務發展報告》《國際文化產業發展報告》《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發展報告》等多個文化藍皮書”品牌系列，共出版相關藍皮書20余本。今年發布的《中國文化發展研究報告（2017—2020）》是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長期以來精心打造的文化藍皮書品牌的升級版。
一、大轉型時期：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文化發展形勢回顧
《文化藍皮書》總課題組認為，2013年底，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這一總的政策基調，成為一個新的發展起點。從那時以來，我國文化發展的基本特征是“大轉型”，有以下4個主要特點：
（一）發展進入下行通道，規模型擴張階段結束
根據第四次經濟普查數據，我國文化產業在將近3個五年計劃的較長時段中，總體上實現了高速發展。2018年，我國文化產業實現增加值38737億元，比2004年增長10.3倍。從2005-2018年，文化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8.9%，高于同期GDP現價年均增速6.9個百分點。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04年的2.15%，提高到2018年的4.30%。文化產業離“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目標越來越近，對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如果將國家統計局2004年后每年公布的文化產業統計報表排列起來做一個縱向比較，就可以看到明顯地分為兩個階段：2004年到2010年是個“飆升”階段，文化產業年均增長率達到23.4%，但是2010年以后一路下降：2011年21.96%，2012年16.5%，2013年11.1%，2014年12.1%，2015年11%，2016年13%，2017年10.8%。
可以說，中國文化產業以規模擴張為主要特點的階段已經基本結束，增長速度在2010年-2012年的“陡降”后，進入了僅高于國民經濟GDP5%左右的“平臺期”。
（二）文化產業出現結構變化，轉向創新驅動發展模式
2010年后，我國文化產業發展速度下降的同時，出現了重大的結構變化，帶動了發展方式轉換。
總體上來看，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個轉折點，刺激了數字和網絡技術的大規模商用，推動我國文化產業與數字技術高相關度的部門爆發式增長，實現了令人嘆為觀止的整體結構躍遷。比如，從2015年開始，國家統計局每年發布文化及相關產業規模以上企業數據，其中特別區分出“‘互聯網+’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傳輸服務業”。
數據顯示，2015年，以“互聯網+”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傳輸服務業是投資額增長最快的行業，比上年增長77.0%；2016年后，每年文化信息傳輸服務業的營收都是分行業增長最快的：2016年30.3%，2017年34.6%，2018年24%。以上數字充分顯示出結構變化之劇烈。
2019年8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了一項研究成果——《數字文化產業發展趨勢研究報告》，報告核算出2017年全國數字文化產業增加值達到1.03-1.19 萬億元，占比2017年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總數高達34%，按照這個比重，估計數字文化產業對于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的貢獻率會達到70%以上。這些數據清楚地說明，我國文化產業內與數字技術相關行業已經迅速崛起，技術構成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可以說，數字技術在市場化力量的推動下，將文化產業從規模擴張型增長轉向了創新驅動型增長。
（三）從消費性服務功能向生產性和社會性服務功能延伸，融合發展成為無所不在的主題
2010年以后，在文化產業發展速度進入下行通道的同時，開始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各領域出現融合發展的新態勢。特別是，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戰略目標后，將發揮文化產業生產性服務功能，實現與國民經濟各行業的融合發展納入了國家戰略。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開始撬動國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盤大棋。
為了服務于以上發展需要，國家統計局2012年對我國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做了新的調整，加進了“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這個最能反映文化產業與國民經濟融合發展的新的指標類別。我們看到，在以后歷年的統計公報中，除了2013和2017年由于指標體系修改而未提供數據外，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都是僅次于“‘以互聯網+為形式的’信息傳輸服務業”的統計類別：2014年17.7%，2015年18.2%，2016年18%。
2018年，文化部和國家旅游局合并，文化與旅游融合發展成為最受關注的政策主題，標志著融合發展進入新的階段。從統計上看，如果將文化和旅游的統計數據相加計算，增加值總量已經大大超過“國民經濟支柱產業”5%的低線標準，甚至上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10%的高線標準了。
（四）“放管服”與新動力：體制機制政策的再創新
在2014和2015年的《文化藍皮書》中，我們已經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文化政策的“第一主題詞”從文化產業改為文化市場，這是“文化產業回歸文化市場”的重大轉變，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已經從政府主導的啟動階段走向依靠市場內生動力發展的新階段，“鋪攤子”將轉向“上檔次”，市場將成為下一輪文化產業發展的最大動力。近年來，文化管理部門大力推動以“放管服”為名的改革，證明了這一論斷的準確。
“放管服”是落實十八大改革基本方略——轉變政府職能，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的一組核心改革措施，其基本內涵就是圍繞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三管齊下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從而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正是在這一工作主線基礎上，近年來出臺的一系列新政策才得以發揮促進文化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
總課題組認為，以“放管服”推動文化產業回歸文化市場，本質上是一種體制機制的“原始創新”。十八大以來，我國文化發展在文化科技融合領域忽然發力，以令人炫目的“數字化”轉換推動中國文化產業在新一輪全球化中從“跟跑”到“并跑”，最后到“領跑”。
在某種程度上說，我們腳下已經不再有前人走過的道路，發展已經將改革推進了“無人區”，一切都需要我們自己去探索，這才是真正的“摸著石頭過河”，需要我們在體制機制政策方面做“原始創新”。在這時，任何以往的經驗甚至教條都至多具有參考價值，最為重要的事情就是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放開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作用，以科學的包容的精神不斷試錯，摸索出自己的道路。這就是以“放管服”為名的這一輪改革的精神實質。
二、對當前形勢的研判：新時期，新問題，新思維
總課題組認為，20年來，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模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前一個十年，文化產業搭上了加入WTO后中國工業化起飛這輛快車，特別是分享了城市化的“紅利”，得到了政府大量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才實現了超常增長。
文化產業在這個階段的增長看上去波瀾壯闊，但是具有明顯的體制性釋放和政策性推動性質，并沒有完成自身的商業模式，建立起良好的市場內生動力機制。后一個十年，由于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傳統城市化模式中政府以土地財政支撐的“交叉補貼”式政策效應逐漸結束，文化產業需要超越傳統發展模式，回歸文化市場。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才真正開始了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文化產業發展。
如果僅僅是宏觀形勢變化和投資推動模式熄火，文化產業必然落入“存量改革”的陷阱。但是幸運的是，數字經濟的強勢崛起使得我國文化發展搭上了又一輛快車。也就是說，在文化的改革和發展的前一個十年的“窗口期”關閉的同時，新的“窗口期”已經打開，我國文化發展正在進入新一輪“增量改革”周期。
新時期有新問題，需要新思維，我們要積極地去探索和認識。
（一）文化生態環境已經發生變化，新舊媒體如何轉換與重構？
我國傳統的文化環境是由單一的政府主管主辦的“文化事業單位”構成的，直至2003年才在文化產業發展的大背景下開始啟動全面改革。
經過近10年來文化發展過程中劇烈的結構變化，由于數字技術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傳統以出版廣電為主要載體的文化創作、生產、傳播、消費系統，已經變成以“互聯網+”為主要載體的全新系統了；網絡內容已經構成了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主要內容，互聯網服務公司已經成為最大的文化內容提供商和渠道運營商。
但是問題在于，以往由政府主管主辦的、以出版廣電等傳統媒體為主要載體的傳統文化服務體系，如何能向數字化平穩轉型？如何能與以民間力量為主導的，以新興媒體為主要載體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迅速崛起的現代文化服務體系相互配套、相互支撐、日益融合，建構起一個全新的文化生態環境？
2018年1月，文化部發布了《關于推動數字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的指導意見》，其中提出“建設數字文化產業創新生態體系”，這是解決問題的新思維。但是，無論是傳統的出版和廣電機構向“融媒體”轉化也好，還是新興的互聯網企業助推文博文物機構文創開發也好，依然有一座有形和無形的墻橫亙在新舊系統之間，“數字文化產業創新生態體系”尚無法成為全新的有機體。看來，觀念和體制的創新還有較長的路要走。
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十五屆五中全會，第一次將發展文化產業納入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文件中最早對文化產業的表述是：“推動信息產業與有關文化產業結合”，這就是說，我國文化產業的提出是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這個戰略的組成部分的，是一開始就以數字和網絡技術為基礎的“新興文化產業”，但是到目前為止，還不能說已經完成了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回顧這一段歷史，令人深感發展與改革的艱難。
（二）文化生產體系已經發生了變化，如何從傳統文化產業“線性的”生產體系，轉向網絡化和智能化的“大生產”系統？
直到近10年以前，傳統文化產業都是“線性的”再生產體系，這就是：創作——生產——交換——消費（或者展示）——回到創作。這一模式已經隨著數字化和網絡化的發展，特別是隨著平臺公司的崛起而終結。新的模式是開放性、網絡化和智能化的，是截然不同的文化生產體系，有人將其稱為“文化大生產體系”。我們認為，理解這個全新的“大生產體系”是理解新型文化生態系統的關鍵，也是理解很多糾結我們的問題的關鍵。
新型的網絡化和智能化的文化大生產系統有幾個突出特點：生產者和消費者相互融合，專業化生產者（PGC）和非專業化生產者（UGC）相互合作，人際交往的社交屬性和商業屬性無縫連接，等等。核心特征其實是一個，就是所有人都既是消費者也是生產者（所謂“產消者”），既是接受者也是傳播者。這幾乎就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真實場景。
從一方面說，“產消者”的普遍涌現凸顯了互聯網“人文主義價值”。數字和網絡技術為千百萬以往文化內容的被動接受者“賦能”，使他們發掘出以往不被發現的才能，他們生產的內容產品規模也極大地超出了專業群體生產的產品總量。
比如，相比較出版管理部門每年發放約50萬個書號，全國各種平臺公司總共有1300萬人在從事內容生產，年產約2400萬部作品，以至于國內熱播影視產品大都出自爆款的網絡小說IP的改編。但是另一方面，問題也就出在這里，這些往往是在工作之余開始創作的、缺乏歷史和人文訓練的非專業群體，能創作出與我們悠久歷史和高度文明相稱的作品嗎？
在短短的不到10年時間里，在中國出現了文化內容的創造者從小規模專業作者向大規模業余作者遷移的局面，也導致了“專業鴻溝”的出現：一邊是能夠熟練使用數字網絡的新一代“創意者”們，普遍專業化程度不夠，因而生產的數字產品質量不高；另一邊是傳統的專業人文學者，大多不能熟練運用數字化工具，他們所供職的公共文化機構的數字化水平低，服務能力明顯滯后。這種新舊創作群體的分野使得新一代內容生產者在創意爆發之際難以獲得優秀傳統文化機構和的滋養和“文化賦能”，而傳統文化機構和專業群體則因“技術賦能”不足而難以有所作為。
據普查統計，我國現有不可移動文物76.7萬處、國有可移動文物1.08億件/套，這些文物收藏在全國5000家左右的國有博物館中，但是“展出率”只有2.8%。文物豐富和體量巨大如故宮，展出率甚至低于2.8%。于是場景是這樣的：一方面是數千萬非專業的“創意者”亟需得到豐富傳統文化的滋養，另一方面是數以億計的文物被關在博物館倉庫之中不見天日，專業人文學者們依然在“前數字化”的技術環境中工作與生存。從根本上說，這是文化傳承的巨大風險。
（三）文化發展形態已經變化，文化管理體系如何改革？
根據上述，在短短的10年時間里，我國“互聯網+文化”發展蔚為壯觀，“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已經開始形成了以網絡大生產為基礎，以數字創意為生態的全新文化發展態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在《數字文化產業發展趨勢研究報告》中認為，在“消費互聯網”領域，我們已經開始全球“領跑”，正在5G推動下走向“產業互聯網”，建構全新的文化生態體系。
但是，當我們從文化管理者角度審視這個新世界的時候，有一種近乎“顛覆性”的感覺，就是傳統文化管理體系的管理對象已經消失，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窗口期”已過，我們已經進入文化發展與改革的“無人區”，如何前進成為一個全新的問題。
在2013年3月召開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決定中，我們曾經看到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藍圖的舉措，即進一步適應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推動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以提高行政效能。其中涉及到文化管理體系的部分就是進一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統籌新聞出版廣播影視資源，將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職責整合，組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但是，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我們又看到新的機構變動，將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新聞出版影視管理職責又剝離出來，劃入了中央宣傳部。可見，這些年文化管理體制一直處在調整和變動之中，摸索過程正在進行，目標頗為模糊。
面向新世紀以來第三個十年，我們甚至可以說，自500年前谷登堡印刷技術誕生以來又一次新的“文明躍遷”正在展開。由此看來，中國遇到的文化管理體制的挑戰具有全球性的意義，而我們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能否有所作為，也將會為全球矚目。
三、對發展趨勢的分析和建議
展望即將開局的“十四五”及其以后的發展，我們最為強烈的感覺就是所謂的“未來已來”。在2020年臨近年終，本報告緊張撰寫的這一段時間，文化領域各種課題、會議、論壇頻繁舉辦，給我們的感覺是，與發展前景不確定性同時存在的是產業轉型的不斷加速，與發展動能不斷積累同時增長的是改革創新的內在緊張。我們正在步入“無人區”，無論是發展和改革都面臨“原始創新”的挑戰。
要言之，我們對于自2021年開啟的新階段有以下建議：
（一）抓住5G商用的重大契機，實施國家文化遺產數字化戰略，下大力量建設新一代文化基礎設施，推動文化市場供給端重大技術革命，構建面向新時期國家文化生態體系。
2019年已經被看作“5G元年”，緊隨5G商用而來的，將是更為恢弘的文化生產系統變化和文化生態環境變遷，是從目前已經發展較為充分的消費互聯網向產業互聯網延伸，我們建議，啟動空前規模的國家文化資源數字化戰略，從根本上解決本文所分析的文化生態體系不耦合和文化大生產體系不平衡問題。
我們認為，必須在國家戰略層面認識到，延續幾千年中華文明歷史積累下來的優秀中華文化資源是中華民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戰略資源，而將國家文化資源向數字媒體做全面轉移是將傳統文化資源開發為經濟資源的關鍵步驟，實質上是為空前規模的產業整合和文化經濟發展準備條件，其意義無論怎樣估計都不會過高。
我們只有將一向依賴于財政資助，并且到目前為止僅僅以實物形態存在的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數字化和智能化，接入每一個人的智能終端，才會從根本上使國家文化生態發生變化，而只有建設一個以開放性、多元化、協同化的文化大數據“云服務”平臺為核心的新型文化基礎設施，才能實現上述目標。
我們認為，自2005年我國正式提出建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以來，文化文物部門在硬件設施建設方面獲得了舉世矚目的長足進展，但是面向新時期，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已經開始了一個以軟件建設為主，帶動新型硬件設施建設的發展新階段。建議在國家戰略層面推動打造以文化遺產數字化為主線的新一代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將國家財政政策在供給端的引領作用和市場消費端巨大的拉動力量結合起來，推動文化資源數字化、素材化和智能化，建設全棧式、全鏈條、生態化、創新型的文化基礎設施。
（二）抓住國家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契機，深刻認識娛樂和休閑的經濟和文化價值，持續改善文化消費的社會環境，以內需擴大政策助推文化消費潛力釋放，迎接新一輪文化消費高潮的到來。
即將到來的“十四五”是我國人均GDP超越10000美元，以及向12000美元的發達國家門檻邁進的重要轉折點。根據理論研究，在一般規律的意義上，這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階段性轉折，即以投資推動為特征的高速增長階段的結束，以及國民經濟增長動力從投資向消費的轉移；而在中國這個特殊的場景中，這意味著更為深刻的變化。
比如說，這涉及到體制機制改革，即從傳統計劃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轉折；這甚至涉及到數千年形成“勤勞節儉”的文化習慣的改變。隨著閑暇時間超過工作時間，人們需要轉變傳統觀念，更為積極地評價休閑的倫理和經濟價值。這是一個有著巨大想象空間并有所作為的時期。
精確預測國家的消費趨勢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需要多學科專家的研究，但是有幾個重要的方向值得引起決策者的關注。
首先，人均GDP超過10000美元是一個重要的門檻，不僅是發展水平的標志，也是消費升級的一個轉折點。根據本書消費報告的分析，我國消費的總體水平低于同樣發展水平國家一倍左右，發展空間巨大，其中文化消費的潛力將會更大。基于這一認識，目前受到高度重視的刺激消費政策將是一個長期的取向。
其次，數字和網絡技術正在迅速改變整個經濟結構，特別是，隨著與5G相關的大規模數字技術商用普及，供給和消費將會出現“強互動”態勢，既是需求拉動供給，也會是供給創造需求。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消費場景創新將會層出不窮，其中可能產生的經濟增量是難以預測的。基于這一認識，大力開放市場以創造寬松的創新環境極為重要。
第三，數字網絡技術將改變市場競爭環境，創新投資與金融工具，令過多集中在房地產中的個人資產向藝術品投資市場轉移，可能引發巨量的藝術資產投資需求。基于這一認識，建議對于如何重新啟動藝術品投資市場進行研究和試點，盡快開始系統的政策創新。
（三）抓住數字文化發展高峰期到來的契機，以“原始創新”的精神推動文化領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開創文化體制改革的新局面
近10年來文化產業數字化和產業融合發展的大趨勢證明，以“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為主線的文化管理體制機制的改革是發展的關鍵。尤其是近年來，隨著中國在數字文化產業開始“領跑”世界，文化領域的發展與改革開始進入了“無人區”，就更需要深刻領會2003年以來文化體制改革的基本精神和深刻意義，將改革現有體系看做是一場革命，是“脫胎換骨”，是“走獸變為飛禽”（黃仁宇）。
絲路文化產業園
我們認為，基于傳統行業技術性質的改革“窗口期”已過，改革已經落后于發展，現在需要打造適應數字文化產業發展需要的全新體制機制。
黨的十八大提出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改革的基本任務，以適應新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其中包含了進一步推動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依據和內容。
鑒于當前存在改革落后于發展的重大矛盾，我們建議，根據2019年10月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精神，首先按照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要求，解決目前文化領域政府機構既干預過強又因職責不清而管理無效的問題，整合和優化文化管理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從而提高行政效率效能。在此基礎之上，再進一步有序推進文化領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
（四）整合文化和相關產業政策，形成“三元動力”體系，推動我國文化科技深度融合，領跑國際數字創意產業發展。
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十九屆四中全會，我國文化領域進入了又一輪密集的政策出臺期，從產業發展效果考量，最值得肯定的是文化-科技-金融三組政策。近年來數字文化產業的發展充分證明了，科技和金融是文化發展的“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只有將“文化科技融合”“文化金融合作”“金融科技創新”三組政策整合聯動，構成“三元動力”結構，才能推動新時期文化科技深度融合，文化產業結構順利轉換，領跑國際數字創意產業發展前沿。
從目前的情況看，文化發展的科技和金融兩個輪子的運轉存在較大的不協調。文化-科技這一輪轉速總體上較高，但是在文化資源數字化這個產業基礎環節上還存在問題；文化-金融這一輪轉速近年來迅速下降，究其根源，除了宏觀經濟形勢差的短期影響外，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市場中體制性障礙大，要素流通性差，金融工具創新不足。
廣東省首個旅游文化創意產業園
如前所述，面向未來10-20年的發展，文化領域目前最緊迫的戰略任務就是打造新一代文化基礎設施。我們認為，隨著大規模5G商用階段的到來，建設以國家文化遺產數字化為核心的新一代文化基礎設施的窗口期已經打開，而這正是“文化-科技-金融”三元政策體系整合創新的最佳應用場景。
我們建議，抓住落實六部委《關于促進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導意見》文件出臺的契機，將當前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選在文化遺產數字化和文化金融工具創新兩個基點，一方面，建立由“數字技術研發方+文化內容解讀方+文化資源提供方”共同發起的企業化協同創新平臺，打通文化科技融合的“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加強對在“互聯網+”平臺基礎上文化資源和文化資本的評估技術研究，加強對區塊鏈等新技術在文化資源向資本市場轉化的應用場景研究，加強對基于數字技術和網絡平臺的創新型金融工具研究，以金融科技創新打通從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資本的通道，建立起“公共財政+社會資金+商業資本”協作開發的創新機制，讓文化-金融合作的輪子也快速轉起來。
發展與改革都進入了深水區，有風險，但是更重要的是有機遇，可以遠航，可能發現新大陸。讓我們擁抱變化，謀劃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