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上很多經濟發達的地區，大多數都是通過產業集群的有效發展而實現。產業集群（industry cluster）是指在某一特定行業領域中（通常以一個主導產業為核心），相互高度關聯依賴的企業及其支撐機構在地理空間上聚集, 因而形成有利的商業生態系統，產生可持續性的競爭優勢。此類聚集既包括集群成員之間的價值鏈上下游供應商縱向關系，也涉及集群成員之間的價值鏈同類產品供應商橫向關系。換言之，產業集群具有兩大特征：一是地理聚集；二是產業聚集，包括縱向與橫向兩類關系。
產業集群最為重要的意義在于絕大多數世界財富都是從中創造出來的。例如，加州硅谷依托其附近具有雄厚科研實力的一流大學，并以高技術中小公司組成的高端產業集群為基礎，同時擁有像惠普、英特爾、蘋果等世界一流大公司，實現科學、技術、制造、營銷等多個領域全價值鏈總體融合，成為價值創造的搖籃，催生眾多世界一流企業與億萬富翁。
表面而言，中國存在不少工業園區、技術園區、企業孵化園區等，但這些園區與西方的園區差別頗大。與西方大多數自下而上、自然形成的園區不同，中國園區的核心特征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導，通過招商引資方式組建而成，因此中國絕大多數園區都是內部高度多元化，由彼此不相關、無序存在的多個產業構成。這是中國絕大多數園區的基本特色。
以上特色導致大多數中國園區違背產業集群的基本定義，即以一個主導產業為核心，相互高度關聯依賴的企業及其支撐機構在地理空間上聚集。與中國園區不同，西方園區的核心特征是通過市場自下而上地自然產生，以企業自組織方式構建而成的，因此一般園區都是內部高度聚焦一個主導產業。換言之，西方園區是以產業集群方式組建而成。
雖然中國也有自下而上自然產生的產業集群，例如寧波等地的模具產業集群、義烏等地的小商品產業集群等，但它們與西方產業集群區別頗大。中國產業集群的核心特征是高度同質化，主要以低成本為競爭手段，因而導致惡性競爭，陷入惡性循環的“紅海競爭”之中。換言之，中國產業集群嚴重缺乏研發導向型企業。與此不同，西方產業集群的核心特性是高度異質化，主要以高價值為競爭手段，開展“藍海競爭”。需要特別指出，西方產業集群常常產生于研發導向型企業聚集的地區。
中國園區與產業集群都需要重大轉型。中國園區應轉型成為圍繞一個主導產業高度聚焦的園區，即變成西方模式的產業集群。而中國產業集群，則應轉型成為高度異質化的產業集群。
高度異質化的產業集群需要以“專精特新”與“單項冠軍”企業（兩者統稱為“精一贏家”niche leaders）為產業集群的主力，因而能夠以高價值為競爭手段，加上共同創造新價值為合作手段，構建良性循環的“藍海競合”生態體系，因而超越“藍海競爭”的理念，即采用復雜的“競合”模式超越簡單的“競爭”模式。
為此，需要加強培育“精一贏家”，并通過培育這些企業達到補足、強化供應鏈的目的。“精一贏家”的進一步發展需要產業集群與產業生態的有力賦能，而中國產業集群的未來發展同樣需要“精一贏家”的有效參與。換言之，“精一贏家”與差異化產業集群需要建立良性循環的生態關系。
作為中國園區與產業集群未來發展的主力，“精一贏家”對于構建未來商業生態具有特殊意義。
首先，“精一贏家”可以幫助中國園區轉型成為產業集群，通過“合并同類項”的方式重組園區。其次，“精一贏家”可以幫助中國產業集群轉型成為真正有效、高度異質化的產業集群。再次，“精一贏家”之所以能夠成為獨特企業，就在與它們在研發投入方面與一般中小企業不同。
總體而言，“精一贏家”平均研發投入占比在5%~10%之間，比同行業企業平均研發投入高出1~2倍之多。因此，相對一般企業，“精一贏家”擁有更多發明專利，更多主持或參與國家標準與行業標準的建立，更能發揮進口替代、填補空白的獨特作用，更有利于緩解或化解“卡脖子”問題。
最后，“精一贏家”特別需要政府、高校、其他研究部門等機構的賦能服務。因此，產學研體系在此方面對于“精一贏家”具有特殊意義。
為了打造高度異質化的產業集群，構建更高級的“藍海競合”商業生態模式，即追求“交易價值”（transaction value），以所有企業聚焦專注獨特領域，彼此互補、相互依賴為運營范圍選擇，以所有企業相互信任、彼此合作為協調手段選擇，促進企業之間密切合作，共同創造價值、共同分享價值，產學研必須發揮重大作用。
“交易價值”與商業生態系統高度相關。商業生態系統具備四大維度特征：（1）生態成員相互依賴；（2）生態成員共生演化；（3）生態成員共享基礎設施平臺；（4）生態成員以競合關系為基礎。因此，“交易價值”就是商業生態系統的底層邏輯。
此外，價值創造（value creation）與價值分享（value capture）是商業模式的兩大核心維度。因此，“交易價值”也是商業模式的底層邏輯之一，而另一個底層邏輯就是提倡單打獨斗的“交易成本”理念。
差異化產業集群常常產生在研發導向型企業聚集的地區，深圳就是一個典型的范例。已有研究表明，深圳以前的成功并不是因為采取已有科技成果的商業轉化模式，而是因為采取市場需求導向的產品改進模式。
但是，深圳以前成功的模式依然需要改進，因為未來市場發展不僅要求應對眼前市場需求的產品改進（即路徑依賴性漸進式創新），還要面對未來市場需求的產品突破（即路徑突破性激進式創新）。
因此，企業未來發展要求企業與科技機構更多合作，需要產學研三位一體的密切互動、高度協同。這意味一個全新的思路，即將市場需求導向模式與科技成果轉化模式整合起來，形成產學研融合。
在研發導向型公司數量和質量占據優勢的地區，產業的核心技術發展具有雄厚的基礎。研發導向型公司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是新技術解決從0到1發展的關鍵一步。技術的源頭可能在高校或研究機構，但解決問題的方案要通過市場主體去按照市場規律形成和打磨成功。大公司也擁有很多尖端的技術成果，然而其官僚體制極為不適合新技術的高速商業化。
在一個成熟的創新生態里，研發導向型公司往往也是大公司的獵物，它會通過分享行業知識和資源來幫助研發導向型公司成長，并在養肥了這些研發導向型公司之后，通過并購變成大公司的全新能力。這使得研發導向型公司成為創新系統中疏通產學研合作的關鍵節點。
大學和科研機構通過它們了解產業需求并定義新的科學問題，大公司也通過并購形成的財富效應，對大學、科研機構的源頭創新活動形成正向激勵。此外，相對大公司而言，政府在這方面發揮更為重要的外部贊助作用 （external sponsorship），包括稅收、基金、孵化、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機制。
令人遺憾，研發導向型公司在中國卻是一個稀缺物種。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大學和科研機構源頭創新成果的供給能力存在嚴重問題。科研的活動本來應該是解決問題的一個階段性步驟，而中國大多數高校和科研機構，長期以來都把科研論文發表看作終極目的，沒有考慮解決實踐問題的路徑和方法。這成為科技研究成果轉化艱難的根源。
中國研發導向型公司另一個難點在于，不僅大學不給力，大公司也不待見。中國目前活躍在一線的技術公司的成長路徑不同于歐美對手——它們不是披著實驗室華麗外衣出身，大多是在市場需求拉動下爬上來的草莽英雄。他們不習慣通過并購研發型公司的方式獲得新技術，也不情愿與大學合作。
如今，中國公司通過跨國供應鏈、留學生、國際科技合作等渠道獲取技術和知識已經變得日益困難。中國創新體系的科研和產業板塊再不整合，20年后，產業核心技術發展將會因為源頭技術供給不足而陷入困境。
盡管這種倒逼機制也使得科研和產業已經出現了一些融合的趨勢，但研發導向型公司的生存狀態整體堪憂。研發導向型初創公司這個稀缺物種在中國的生存狀況，將決定未來中國核心技術發展的成敗。改善中國研發型公司的生存狀態，需要上升到國家創新戰略層面進行設計。
正常條件下，創新體系包含三大內容或階段，即基礎研究（研發早期）、基礎應用轉化研究（研發中期）、應用研究（研發晚期）。一般情況下，基礎研究以一流高校與國家實驗室作為“學”的主體；應用研究則以企業（包括所有企業）為“產”的主體；基礎應用轉化研究需要以一般高校與其他研究機構（例如，地區級實驗室）為“研”的主體。研究文獻指出，基礎研究（研發早期）與應用研究（研發晚期）之間存在一個時常斷裂之處，即基礎應用轉化研究（研發中期），通常也被稱為科技研究的“死亡谷”（圖1）。
圖 1 科技研究的“死亡谷”
當然，創新體系的三大內容或階段不是絕對嚴格劃分，一般都有某些重疊。我們發現，世界上大體存在兩種不同模式，即較高重疊的“產學直接對接模式”與較低重疊的“產學間接對接模式”。
以“產學直接對接模式”為主體的美國創新體系是建立在美國高校（加上國家試驗室，其中一部分由高校代管，共同構成“學”的部分，因此以下統稱“學”）與美國企業雙方同時具備直接對接的能力，不需要通過第三方中介搭橋。首先，美國一流“學”機構具備一批面向產業開展應用性研究的教授（包括他們研究團隊）。這些人才具備與“產”企業直接對接的能力。
其次，美國一流“產”企業常常參與基礎研究，毫不遜色于一流“學”機構。這為美國一流“產”企業直接對接一流“學”機構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最后，加上美國一流“學”機構內部轉讓機構作為內部中介、美國一流風險投資機構、政府研究基金（包括國家科學基金與其他政府部門研究基金）等賦能機制的有力支撐，美國一流“學”機構與一流“產”企業的直接對接更為方便通暢。
然而，美國以外大多數國家不具備足夠的一流的“學”與“產”，“產學直接對接模式”并不適合成為這些國家創新體系的主體，因而需要“研”的第三方中介橋梁作為重要補充，甚至成為創新體系的主體。
由于中國“學”與“產”雙方直接對接能力嚴重不足，“產學間接對接模式”對于中國尤其關鍵，其重要性與必要性再如何強調也不過分。這對賦能“精一贏家”具有獨特重大意義。
然而，目前中國最為缺乏的是“研”的載體機構，因此中國也在大力構建這類機構，包括國家（科技部）重點布局建設的三個綜合類國家技術創新中心（例如，總部在上海的“長三角國家技術創新中心”），以及多省成立的省級產研院（例如，江蘇產研院、山東產研院等）。
中國在“學”與“產”的直接互動合作方面取得不少進展，但是中國目前嚴重缺乏連接“學”與“產”的“研”（常稱為“產業技術研究院”）。這成為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最大瓶頸與障礙。我們認為，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瓶頸在于科技研發的乏力，而這方面的突破口在于建立更為有效的“產學研”體系。
以“研”為導向的科研機構是“產學研”體系的核心，是連接“學”與“產”的橋梁或中轉站。沒有這個橋梁或中轉站，“產學研”無法有效運轉，因為“學”與“產”無法形成系統性的有機互動與良性循環。“學”的研發的重點是科技基礎研究，以創造全新知識、發表學術論文為本。“產”的研發重點是市場應用研究，以知識市場化、產品化為本。“研”（科技產業轉化）則是連接“學”與“產”的“基礎應用”研究，以轉化基礎科技知識為基礎工藝和基礎產品原型為本。
換言之，“研”就是把“學”的基礎研究與“產”的應用研究連接在一起的中間轉換機制。這才是真正“產學研”體系中三者的適當定位。
需要指出，由于“產學間接對接”模式是通過第三方中介為一流“學”機構與一般“產”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力）提供間接對接的賦能服務，這一模式與商業生態思路高度一致。同時，這一商業生態思路也成為公私合伙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新模式（即政府機構與私營機構之間的合同約定，允許私營機構參與從事公共基礎設施項目，參與合作的私營機構需要承擔一定風險和管理職責）。
我們建議借鑒德國“協會”與中國臺灣地區“工研院”模式，在中國構建真正完整的“產學研”體系。以中國臺灣工研院為例，它不僅已發展成為中國臺灣地區最大的產業技術研究機構，成為該地區力促半導體等新興產業崛起的主力先鋒，而且在其他領域也有更多建樹，在國際上被視為“產學研”體系中“研”的典范。作為科技創新與創業項目或企業的獨特孵化器與賦能者，中國臺灣工研院與風投基金、新竹科技工業園區三者并列為中國臺灣地區科技創新體系的“三駕馬車”。
中國臺灣地區工研院的獨特啟發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工研院定位明確，即成為一個跨領域的基礎應用轉化研究機構，即“研”的定位；（2）工研院的商業模式采用能夠形成自我可持續發展、“產學研”三方達到良性循環的新型企業化運營模式；（3）工研院成功主要體現在孵化企業與人才輸出賦能，遠遠超越一般技術轉讓的功能范圍，也是工研院不同于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的關鍵之處。正是上述三大方面的獨特貢獻，中國臺灣地區順利完成了產業轉型升級。因此，這些啟發對中國“產學研”創新體系布局的意義不可低估，尤其是對“精一贏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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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產業集群、精一贏家、產學研三者具有內在關聯，可以并且應該成為三位一體的綜合系統，共同構建最佳的商業生態體系。具體而言，中國園區與產業集群都需要重大轉型，以“精一贏家”為主力，成為高度異質化的產業集群，采用復雜的“競合”模式超越簡單的“競爭”模式。為了構建“藍海競合”商業生態模式，需要產學研發揮重大而獨特的賦能作用，而知識外溢、組織裂變、外部贊助則是產學研三大重要賦能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