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對女性友好的城市更發達？

通常來說，如果一個城市適合女性生存，那么它通常對男性而言也是宜居的，但反過來就未必了。看看那些叢林社會、狂野西部，或許也不乏有男性樂在其中，但可想而知，女性在這樣的地方將會生活得很艱難。從這一意義上說，如果一個地方對女性而言不宜居，那么它就是不宜居的——女性可以說是“礦井里的金絲雀”，她們的感受，比男性更能準確地測試出當地城市生活的品質。

事實上，城市化一直是女性的福音，這幾乎是各地在現代化進程中得到反復印證的定律。女性要想從保守、封閉的社區中掙脫出來，獲得和男性平等的權利，尤為重要的一點是實現經濟獨立，而適合她們的職業，往往只有在那些大城市里才最有可能獲得。

即便是美國這樣的發達社會，這一點在起初也是極難的：1870年，職業女性還不到全美非農業女性勞動力總數的7%，到1920年翻了一倍，而新涌現的職業大多都在城市里——百貨公司售貨員、打字員、電話接線員、秘書等等。到1970年代美國開始“去工業化”之后，第三產業蓬勃發展，女性在就業上反而比男性更為有利，不難想見，越是大城市，第三產業就越發達。

日本學者上野千鶴子在《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回憶，她大學畢業的1970年，有一個頗具諷刺性的現象：“女性只要有學歷，就養不活自己。大學畢業的女性結不成婚，找不到工作，頂多只能當當公務員或教師。”因為當時向女性開放的職業大多都很低端，仍是個“女性很難養活自己的時代”，只有隨著大城市的繁榮，才出現了越來越多適合高學歷女性的白領職業。

有人曾觀察到河北一個小縣城里的現象：當地重男輕女，如果是男孩，家里往往從小就把路都鋪好了，但也正因此，女孩們早早就意識到，要想得到好生活就必須努力考出去。隨著近十多年來高等教育的擴張和城市化進程，當地優秀女性能走的都走了。其結果，使得當地婚戀市場越發失衡，大量男性都討不到老婆。

工業時代的城市往往對女性不太友好，因為構成城市主體的就是以男性為主的產業工人，消費、文化生活和社會活動的多樣性都被視為次要的東西。徐州、唐山都是老工業城市，這一點恐怕未必只是巧合。一位老家東北的女性朋友曾和我說，她大學剛畢業時在一家國企，同事大多都是男性，開玩笑時也很少顧及她的感受，每個人每天都穿著黑黑灰灰的，她偶爾穿得鮮艷一點還遭領導呵斥了，一年下來，她終于受不了逃離了。

值得注意的是，東北作為全國城市化最早、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其實性別平等意識并不低，然而當地的城市轉型卻較為艱難。當一個城市向后工業社會轉型時，才能更好地滿足女性的需求：職業的可獲得性帶來的經濟獨立、社會環境的相對平等帶來的安心感，以及文化商業活動的繁榮帶來的更好體驗。

這種選擇的多樣性，對女性而言至關重要，有史以來第一次，能有這么大比例的女性可以自食其力，獨立生活，并且還能活得很好。從這一點來說，女性是城市化的最大受益群體之一。總的來說，大城市都適合女性，這里不僅機會多，而且通常更接近平權，因為一個地方的流動性越大，就越難形成頑固的歧視。2015年上海社科院的一份女性從業人員就業狀況調查顯示：近八成女性（78.9%）自認從未受過職場歧視，這一比例甚至比男性（77.1%）還高。雖然上海職場進入管理層的女性仍低于男性，但這種感受至少表明，上海的職場環境對女性是較為友好的。

也是因為大城市提供了更多選擇、更好的環境，使人無須依靠他人也能活下去，其結果是：在全球各地，城市男女的單身比重都偏高。全美有25%的人過著單身生活，但在大都會區則高達40%以上，尤其令人矚目的是女性單身者更高：2010年，從未結過婚的女性數量占到了紐約市所有女性人口數的41.7%。有些女性寧可與異地戀男友分手，也不愿離開紐約，原因是覺得這座城市才是一個更值得擁有的伴侶。

美國記者麗貝卡?特雷斯特在《單身女性的時代》中說：“大多數城市中頑強堅韌的一面，都來自長居于此的女性。更準確地說，是來自單身女性。城市為她們提供了更安全的庇護，反之她們也促進了城市的完善。”她并沒有夸張，只是說出了一個共生的良性循環：城市越是發達、宜居，就越適合女性生存，吸引更多女性，而那么多女性的涌入，又會反過來使城市變得更好。

對任何現代城市來說，女性群體都是絕對不可低估的，尤其是在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轉型過程中，消費在經濟活動中比生產更重要時，女性的力量在重塑城市生活時很可能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

相比起男性，女性對人身侵犯等社會治安問題更為敏感。我的女性朋友即便不在唐山，但在看完唐山打人事件的短視頻后也深感不適乃至恐懼，那兩天甚至都不敢單獨上街。這并不是一件小事：如果女性連基本的安全感都無法獲得，那她很可能就無法在此安心地組建家庭、生兒育女，因為對女性而言危險的環境，對孩子來說大概率也是危險的。

反過來，當女性在城市生活中成為不可忽視的主體、城市建設必須考慮和重視她們的需求時，這座城市在生活的便利性、安全性、多樣性，乃至職業發展機會和平權等方面就有望得到提升，營造更宜居的環境。

所謂“適合女性”，說到底是指向城市治理時能看到容易被忽視的非主流群體，愿意關注并滿足不同人之間的不同需要——這其實都不單單只是“適合女性”，還包括孩子、殘疾人等等。作為一個成年男性，我是直到自己有了孩子，才深切體會到國內城市在無障礙設施上與發達國家城市的差距。像深圳城市建設突飛猛進，但在這一塊卻相當欠缺，“輪椅仙女”陳小萍曾爬上過世界屋脊，去年初卻死在深圳地鐵站的無障礙通道上。即便不是殘疾人或病人，一個女性如果帶著孩子或提著重物，可想而知在這樣的環境中也會發現處處不便。

去年在鄭州訪談時，有一位受訪者所說的話也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自稱“不是女權”，但踏入職場幾年下來，在和男同事交往的過程中卻不時遇到矛盾：很多當地女性都半開玩笑地抱怨“私企沒有孕婦”，不僅權利不完善（普遍單休，只有按最低比例交的五險，沒有一金），而且當女員工提議辟出母嬰室時，男性管理層都反對。這些都讓她不得不面對和思考，“姐妹們都不再是以前那樣的狀態了”，她自己也不斷在學習，笑著對我說：“女性一旦有思想了，就會看不慣很多事情。”

盡管推動改變不容易，但至少市場的力量會回應女性的需求。以往的國內城市仍停留在工業時代的思維，消費占比很低，但當消費驅動城市發展時，“女人的錢”是不容忽視的“她經濟”。經濟學家陸銘在《大國大城》中指出，“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有如此低的消費率”， 甚至低于日本和韓國的消費率在歷史上的最低點，雖然連他都沒提到女性拉動消費的重要性，但不用細想就能明白，購物環境要讓人舒心地自愿掏出錢來，最重要的就是得討女人的歡心，何況在中國家庭中，家庭日用、教育、文化等開支的決策權通常都掌握在女性手中。

事實上，現代都市的發展本身就和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力相輔相成。《巴黎：現代城市的發明》中指出，17世紀的巴黎率先出現了一種新的城市模式，經濟、文化和娛樂生活越來越富有生機，當時的外國游客普遍驚訝那里的女性所享有的自由，所有公共場所都向她們開放，引領著時尚，由此開啟了延續至今的新潮流。在國內各大城市中，上海的女性地位尤為突出，氣質更為自信，消費上堪稱購物天堂，這些不可能只是巧合——只有當女性對人身、未來都有足夠安全感時，她們才能由衷地散發出自信，沒有后顧之憂地去花錢、養育，而不必壓抑自己。

至遲從1970年代起，女性主義的城市規劃者就已提出了這樣的設想：城市建設過程中應該聽取女性的意見，注重以往被忽視的女性需求。這無疑是相當不容易的，因為在城市建設的幾乎所有方面，歷來都是男性占據主導地位。盡管推進的過程困難重重，但半個世紀下來，這些原則至少在發達國家的城市建設中已得到普遍采納并落實。從這一意義上說，國內那些對女性不夠友好的城市，其實是歷史的欠賬，而這本身就在阻礙城市發展。

要構建一個女性友好的城市，就必須切實關心女性的需求：親子設施、無障礙、安全、教育、購物、工作等等，都需要從她們的體驗出發來加以提升或重建。在她們人生的每一個節點，諸如受教育、進入職場、結婚生子等等，都不至于因為身為女性而額外承受更多生存壓力。當然，尤為重要的是一種開放、平等的公共生活，讓女性可以不受性別障礙地獲得各種公共資源，并形成女性之間的自組織，以便在遇到問題時可以相互扶持。

總的來說，這需要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從女性出發并為女性所享，讓她們能安全、自由地獲得更多選擇。這能為整個城市構筑更公平地照顧到所有弱勢群體需求的環境，不僅使城市更宜居，在這過程中釋放和創造新的需求，當然也能更充分地發揮出所有人的潛力，實現可持續發展——如果“發達”不僅僅指經濟繁榮，也指社會整體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和文明程度，那么，忽視女性需求、沒有女性參與，不管創造了多少GDP，確實很難被稱作是“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