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變局，園區創新生態的時代來了！
來源:明源不動產研究院 作者:明源不動產研究院 時間:2022-11-24
世紀疫情影響深遠，逆全球化思潮抬頭，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正如二十大報告所提到的，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世界變局與中國變革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時代大背景下，身處其間，國家、企業乃至個人，應該如何認識變局？又該如何探尋機遇，迎接挑戰，趨利避害，尋找到發展的新方向？想要應對變局，先要了解事物本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直是高頻熱詞，引起國際國內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持續討論。但是，究竟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百年變局造成的原因又到底是什么？撥開迷霧見本質，從經濟學的角度，百年變局的核心是“失衡”——收入分配失衡和市場供需失衡。而在失衡的背后，其根本原因，在于二戰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產業分工、產業秩序的失衡。二戰結束后至今，發達國家主導了世界產業布局，并把因為內部產業升級而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和地區。而在第四次產業升級和轉移之后，不少新興市場經濟體，尤其是中國，把握住了世界第四次產業升級和轉移的機遇，對世界產業分工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推動著全球產業鏈分工的格局重塑。而產業格局的演變，也造成了依附于產業定價機制之上的利益分配失衡，進而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引發世界格局的變化。首先，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大方向下，剩余價值理論揭示了全球產業秩序失衡的本質；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又為中國方案提供了陰陽平衡的中國智慧。這既是文化自信，更是應變良方。其次，中央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這5個詞事實上代表了一種產業社會發展的新模式。科技創新是第一生產力，是引領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當前世界經濟正處于第三次和第四次技術革命交匯期，這個階段創新競爭異常激烈，各個國家普遍都將創新作為國際競爭優勢的決定性力量。而且，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推動科技創新本身也是平衡一家獨大問題的必然選擇。而“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其本質都是追求更優的平衡。因此，解決新時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問題，關鍵是要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充分體現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創新載體在哪里？——就在科技園區。園區平臺的支撐或許會成為中國一條獨特且至關重要的創新路徑。為什么獨特？因為西方國家推崇的自由市場經濟下沒有系統的園區體系。系統的園區體系下，政府對產業園區的規劃、建設、運營具有非常強的導向性和專業性，并且將市場資源與政府資源有機融合，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園區資源體系，這在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大國是不存在的。這種具備政府適度干預特征的園區模式是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的，因而成為中國獨一無二的核心競爭力。為什么重要？因為園區是創新生態、產業生態、產業集群和產業鏈的載體。在當前的時代變局之下，中國想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必須在科技產業創新上取得質的突破。而南美國家發展的教訓證明，在全球利益格局固化的前提下，完全依靠市場化不可能實現。但是，中國獨特的科技園區產業生態創新模式將有效突破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局限，成為我國產業轉型的重要平臺及支撐。點擊了解，園區內外一盤棋管控綜上可以看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和我國創新發展理念，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正形成歷史性交匯，科技園區迭代升級勢在必行，必須推動產業與城市共融共興，服務城市高質量發展，服務國家創新引領、彎道超車。要發揮全新的科技園區創新模式，突破時代的封鎖，實現彎道超車，核心在于突破園區作為空間載體的定義，把園區打造成為產業生態資源匯聚、科技創新資源匯聚的平臺。2018年以來，我國國際摩擦不斷。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對領先的科技基礎設施的爭奪。中國作為近年來經濟發展取得快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中取得了一定的優勢，但也因此受到部分霸權國家的遏制性政策。圖 1：2018年以來我國科技企業遭遇一系列打壓事件在應對國際競爭、中美關系方面，科技興國，自主創新自然是戰略必選項，而園區平臺無疑是這一輪組織進攻的主陣地之一。通過園區平臺，政府可以從產業規律的角度區集聚與調配資源，并以產業生態的構建來推動園區科技產業的更好更快發展。同時園區平臺構建全新運營商業模式，實現自身由產業地產向現代服務業轉型的目標。也就是說，科技園區應該成為最好的資源平臺和創新平臺，園區建設的關鍵是積極探索構建科技園區產業創新生態。有了這么一種創新生態，中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永遠都是抱團競爭，而不是孤軍奮戰。這種創新的生態平臺模式自然將為中國在國際競爭中提升競爭力帶來更大的價值。首先，園區平臺作為產業孵化器，可以幫助城市培育產業，賦能城市轉型發展。近10年來，房地產的蓬勃發展，成為地方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柱。土地財政依賴度一直居高不下。然而，隨著住房不炒政策的出臺，地產行業將會回歸平穩健康發展，依靠賣地拉動增長的模式在地方不可持續。地方政府應該盡早轉變觀念，從“土地財政”走向“土地平衡”，從“債務驅動”走向“產業驅動”。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園區平臺來發展產業，放大產業集群的復合效應，賦能城市高質量發展。其次，園區可以幫助城市優化營商環境，調配公共資源。真正的營商環境是企業能夠充分、便捷、低成本獲取發展所需的各種優質資源。而市場資源可以通過市場渠道供給，公共服務資源卻需要政府這只“手”來適度干預。因此和國家一樣，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園區平臺尤其是國有園區平臺來為當地產業導向聚合、優化、配置資源，既能提升資源服務的能力，又能為企業降低成本，實現優化營商環境的目的。最后，園區平臺還可以助力城市圈層協同發展。一方面，園區平臺能夠有效推動當地產業生態圈的創新發展。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例，大灣區囊括了9市2個特別行政區。每個城市的優勢產業、重點產業都各有不同，但是產業彼此依然有協同互補、優勢互換的機會。如果建立起完善的科技園區產業鏈協同體系，那么對于城市來說，園區合作就為城市產業生態圈提供了一條創新發展路徑，擴大了產業生態圈的格局。另一方面，產業生態模式下的科技園區能夠幫助突破當地產業發展的資源局限。任何一座城市，其資源都具有局限性。因而對于城市間協同來說，如果建立起完善的科技園區產業鏈協同體系，則能突破當地產業項目、產業資源的瓶頸，共享并整合其他城市的產業資源，這比單一靠自身引進產業項目的價值和意義要大得多。現代生物學奠基人薛定諤在其演講《生命是什么》中說，“人活著就是在對抗熵增，生命以負熵而生。”熵增定律，原是熱力學第二定律，指在一個封閉的孤立系統內，熱量總是從高溫流向低溫，從有序走向無序，而且這一過程是不可逆轉的。但熵增定律中蘊含的哲理，則對指導國家、企業和個人的發展都具有深遠意義。例如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熵減：華為活力之源》這本內訓教材中就提到，對于企業而言，企業發展的自然法則也是熵由低到高，逐步走向混亂并失去發展動力的。因此，企業首先應該做熵減，防止組織生命力的衰弱，抵擋組織從有序趨于無序，避免組織逐漸走向衰亡。而對于一個孤立的、不在產業生態園區的企業來說，一般而言則難以擺脫熵增的規律。而產業生態模式的園區，則可以幫助企業實現熵減。首先是幫助企業獲取資源。城市的發展有資源局限，企業的發展更是如此。依照企業的發展過程，其需求也可劃分為三大階段。最開始是生存需求，需要辦公樓宇；其次是歸屬需求，需要融入當地生活“安居樂業”，最后則會產生成長需求，企業需要發展壯大自我實現。而在企業從1-100的發展壯大過程中，有四類生態資源，是企業需求最為迫切的。第一個是市場資源。企業需要做生意，需要拓展客戶，市場資源必不可少；第二個，獲取上下游資源；第三個，資金需求，也就是需要融資；第四個則是人才需求，人才是企業興盛之本。而園區本身，就是資源集聚的場所。大量的優質企業和優質人才匯聚在園區，這些企業和人才本身就是優質資源的同時，也是產品和服務的對象，吸引著大批園區外的優質資源流向園區。同時，園區內優秀的企業又能形成良好的社區文化氛圍，吸引著外部企業的加入，這些企業又帶動了更多的優質資源向園區匯聚，形成了良性的資源循環。其次，在園區內的企業，也會被園區平臺推著主動做功。熵增有兩個突出的特點——封閉系統和無外力做功。而企業如果加入園區，成為產業生態開放系統中的一份子，則能夠清晰的了解自己在整個生態體系中的地位、作用和價值。在園區這么一份開放的生態環境下，企業會有大量學習先進的機會和信息來提示企業打破封閉、主動做功。功成非一朝一夕，園區生態系統每時每刻都在為企業增添新資源，增長新動能。在這么一個系統下，園區平臺可以成為企業的源頭活水，幫助企業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更好的發展，避免熵增，實現熵減。
上文已經闡述了產業生態模式的園區平臺，對時代、對國家、對城市和企業的種種價值。那么，這么一個創新的園區模式，究竟如何打造呢？1、明確政府+市場新模式，推動產業規劃和園區規劃統一科技園區離不開政府的專業規劃和資源支持。園區的本質是培育產業，因此光靠園區公司、園區平臺和企業是無法完成的，政府的支持、政府的規劃至關重要。但目前很多政府主管部門雖然已經認識到了園區作為產業培育載體的重要性，但是并沒有給予足夠的產業規劃、產業政策及產業配套資源的支持。甚至園區運營在官方的行業劃分中還找不到對應的行業屬性。同時對園區產業資源的配置功能尚未能充分重視和肯定。在這方面，可以學習借鑒新加坡經驗。新加坡的科技園區特征是政府主導+市場化的專業化融合運作。一方面，政府制定專業的產業升級政策，并對產業土地進行統一、專業的園區規劃；另一方面，在園區的具體開發上，則實施市場化運作，依托國有園區平臺以獨立核算自負盈虧開展經營。同時，在國家層面，新加坡園區的規劃都是配合國家不同時期重點產業規劃而指定實施的。在具體園區功能規劃中，有特別強調規劃完善的產業配套功能。如此，將園區規劃與產業規劃真正融合，讓產業發展做到事半功倍。科技園區本身應該突破傳統的“產業地產”模式，探索變革新的商業模式。其實目前行業已經形成共識，即地產思維已經無力前行，需要真正秉持產業初心來實現行業變革。由此，產業園區的盈利模式，已逐步從開發銷售的價值鏈前段，向運營服務的價值鏈后端滲透。這里面的核心思路，應該要確定以產業資源平臺專業運營為中心，依托產業資源平臺，再創新發展投資與開發業務。其中，產業資源平臺應該是整個模式中最創新，最有商業價值的版塊。基于此，創新的園區平臺應該向“平臺的平臺”發展，即自身不提供直接的資源服務，而是讓優質生態合作伙伴提供服務，園區則為大家提供生態發展的平臺和機會。“平臺的平臺”的本質和核心能力體現在資源整合和資源配置的能力上，園區平臺要努力的使各種類型的優質生態合作伙伴集聚在園區平臺上為園區的企業和員工服務，在服務園區的同時做到“讓別人幫平臺賺錢”，也就是壯大園區生態的同時“成人達己”。科技園區還應該推動園區企業創新商業模式，把沉淀到園區平臺上的資源、能力、創新經驗打造成可復制的標準化產品向外輸出，持續賦能。而這個目標的達成，離不開數字化。當下，園區數字化容易走入三層誤區：重硬件輕軟件、重建設輕運營、重面子輕里子。其根本的原因是背后缺乏系統的架構思維。一個完整的園區數字化框架，至少要有三層架構。首先是基礎層，也就是設備層，實現對物的管理；第二層是神經層，也就是感知層，實現物理聯接；在神經層次之上，還要有大腦層，賦能園區經營管控，賦能園區對企業服務。而有了園區數字化之后，還需要和運營相結合，才能從數字平臺轉化為賦能平臺，把交流轉化為可持續賦能的教練式服務，把發散的創新、零星經驗沉淀為可復制、易學習、快落地的模式。例如深圳灣科技和華為、明源云共同打造智慧園區平臺，華為側重制定智慧園區的技術標準，明源云側重制定智慧園區的軟件標準，深圳灣科技側重制定智慧園區的運營標準。數字化和運營優勢互補，攜手打造一個智慧園區新物種，讓智慧園區平臺成為商業模式創新的核心平臺，推動全國園區產業和園區企業的整體升級轉型。科技園區還需賦能企業家的創新培養、自我實現。美籍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在其“創新理論”中提及，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而企業家是市場經濟最稀缺的資源，也是實現經濟發展中創造新突破的智力基礎。但并不是所有創立了企業的創始人都能被叫做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家，至少需要具備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商業模式能力創新三大創新能力。而園區，則需要有意識的去挖掘、去引導、去支持培養和形成科技園區內創新企業家精神的氛圍和導向。同時，越是創新的企業家，越需要超越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理論，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精神內涵，追求自我價值和家國情懷的實現。因為如果沒有企業家的創造力，就沒有員工的就業和發展機會，社會創新發展更難以談起。而園區作為企業家集聚的場所，作為創新人才匯聚的主陣地，其所要建立的產業創新生態，不僅僅是幫助企業業務的發展，更需要形成一個統一的、良性的價值導向，引導園區企業、企業家和員工實現更高的價值追求。這樣的企業、企業家、員工，和園區，才是城市發展所需要的，才能夠組成國家創新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綜上分析，科技園區需要構建完整的“創新鏈”，逐步形成包括科技創新政策、創新產業、創新技術、創新人才、創新文化的完整創新生態。“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昔年毛澤東主席在革命行進艱難的時候寫下這首詞。如今國家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企業、個人也都面臨著新的時期、新的環境，我們也要滿懷信心，滿懷“邁步從頭越”的勇氣，迎接挑戰，抓住機遇。相信創新的園區生態模式能夠為企業提供優質的發展土壤，能夠推動深圳的進一步的高質量發展，能夠成為中國式創新的核心內容。相信產業生態下的所有參與者，都能獲得更大的力量，實現更大的價值！（以上內容根據明源云集團聯合創始人、CEO姜海洋、深圳灣科技發展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邱文在由中共深圳市南山區委宣傳部主辦、前檐書店承辦的讀書月產業園區主題活動《百年變局之企業謀變-深圳科技園區之生態價值》中的精彩對話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