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應對這場長時間的新冠疫情中，文旅主管部門積極貫徹中央的抗疫戰略，制定了具有旅游行業特點的一系列抗疫對策，如旅游行業疫情防控工作指南，規定了景區錯峰、參觀預約、限定流量、個人防護、衛生消殺等，跨省旅游經營實行“熔斷”機制，暫停或限量旅游演藝或文化演出場所，暫停旅行社的“機票+酒店”業務，暫停經營旅游專列業務，暫停經營進出陸地邊境口岸城市的跨省團隊旅游，對全國旅游行業的疫情防控確立了規范和指導。

行業中一度提出避免從旅游渠道傳播和擴散疫情的說法，這從響應國家抗疫的要求來看，無疑是很積極的態度，也是一個非常高的要求。

從旅游的專業特性看，人員流動是旅游最基本的特征，也就是說只要有旅游行為，就得有人員流動，就得乘坐各種交通工具，就得與不同地方的人員接觸，否則怎么區別居家與旅游呢？因此，避免旅游活動傳播和擴散疫情是一個很難達到的目標，即使把全國各地的旅游活動都停下來，也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從旅游的專業概念說，它也包括了商務旅行、因私旅行、自助旅游等，也就是說只要還允許交通工具運行（包括飛機、輪船、汽車、自行車），專業概念的旅游就是存在的，這也是國家統計局官網發布的2020年全國旅游出行比上年下降12.1%的口徑。如果我們承認這項統計的口徑，那么一些在外地出差而傳染的病例，實際上也應算作是旅游者，只是他們并非團隊游客而已，否則商務客人、自助旅游者就應該踢出“旅游”統計范疇了。

2021年7月下旬，張家界發生的疫情蔓延，經醫學排查系由于3位大連游客途徑爆發疫情的南京祿口機場受到感染，之后游客在武陵源景區觀賞“魅力湘西”的演藝而使受感染范圍擴大，這個案例就打破了“不通過旅游渠道傳播”的美好愿望，迫使行業退而改說確保疫情不從文化和旅游領域擴散。傳播與擴散有多大的區別？恐怕也是不大好厘清的。避免疫情通過哪一個行業或職業傳播，自然是很有難度的。一個國家、地區、單位、社區，只要還有工作、生產和生活，就必然會有人員的流動和交集；旅游行業更是如此，既然是以人員流動為特征的行業，就注定了傳染疫情的概率會高一些，關鍵是主動設法預防、防控和減少，一旦出現疫情，抓緊去溯清源頭、做好圍堵、精準施策、控制傳播就行了。

這件事兒反映了旅游行業思維的慣性，就是一直處于大旅游與小旅游范疇的矛盾中，講產業規模、談旅游統計、論旅游貢獻，一定是用大旅游、專業旅游的概念；講行業事權、管轄范圍、事故責任，一定是小旅游概念；在慣常的行業管理中，仍習慣于把團隊游、A級景區、星級酒店作為關注的重點，把除此以外的相關業態和業務領域作為旁系（與嫡系相對的）。這就有了一個問題，所能管理的直系領地僅是產業領域的一部分，甚至是數量上的一小部分，以A級景區為例，除此以外的眾多旅游吸引物、旅游接待點，難道就不算是旅游領域？這類問題，只有在未來著力加以研究和突破，旅游業才能得到更好發展。

旅游產業有哪些特征？新冠疫情再次觸及了這個話題。由于疫情的突發和防控的需要，一些酒店預訂好的酒宴、旅行社預先組織的旅游團，一夜之間都得全部取消預訂，此前一切的大量成本付出都“一風吹”。旅游業這樣的特性算什么？是敏感，還是脆弱？兩者是差不多的，就是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響，區別在于“脆弱”更強調了受影響的程度，也就是“敏感”到了一碰就脆、就碎、就崩了。

或許業外人士會問，這是否與旅游行業一直高唱的“朝陽產業”自相矛盾呢？其實，未必是矛盾的。旅游業有許多個產業特征，朝陽產業是其一，說的是其發展前景；敏感性或脆弱性也是其一，說的是與外界影響因素的關系。從一些現實事例來說，用“敏感性”來形容旅游業，或更具有包容性、覆蓋性，既包括對旅游負面影響的因素，也包括對旅游助力的一些因素。例如，90年代初，我國醞釀興建長江三峽大壩，社會上一度流傳大壩修建可能影響三峽景觀的顧慮，就導致了大壩開工前（1994年底）數年的三峽旅游火爆局面。

有人拿2003年我國發生的非典疫情與現在的新冠疫情做比較，這在新冠疫情初發階段有某些可比性，但隨著疫情的持續蔓延，不可比性就越來越多。一是疫情發生的國別不同，當時僅局限于我國，現在則是全球多數國家；二是局地與全面之差別，那時疫情以廣東和北京最重，如今則是“一片紅”（西藏也曾出現1例）；三是短期與常態化之別，非典僅僅持續數月，而今則是沒完沒了、2周年還未見底、新型病毒不斷衍化；四是輕微與深重之別，那時受到影響的行業和省份是少數，而今則是影響到各行各業和生活方式、生活質量。五是媒介傳播的放大效應。這次抗疫被作為全國性的頭等大事，電視新聞把它作為了固定板塊和內容，每天輪番進行播報，也有因防疫不利而一些干部被問責；再是現在多數人都有了智能手機和微信之類，人人可以隨時參與發聲，所以聲響也就格外大了。拿旅游業受影響程度打個比方，非典時整個產業只是蹭破了皮、傷了只胳膊，如今則是體無完膚、四肢受損、身負重傷。

記得在遭遇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時，旅游業被譽為“一枝獨秀”，尚能發揮“口紅效應”。這種效應被作為一種有趣的經濟現象, 就是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人們為滿足消費欲望,轉而購買比較廉價的商品,也叫“低價產品偏愛趨勢”。口紅就被當作這類廉價物品的代表,可對消費者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再者，遭遇經濟衰退以后，人們的消費能力降低了,要花錢也只能是“小閑錢”。旅游在這種情況下，就常被作為“口紅”效應之物，總體花費不會很大，卻可以讓人們心情愉快。在當今的在新冠疫情之下，旅游欲做“口紅效應”也不容易，有時是防疫政策不允許出游，有時是游客自身擔憂出門感染或防疫加碼，也自動減少了出游活動，由此反映了公共衛生安全隱患對旅游活動影響的嚴重程度。客觀而全面地認識旅游產業特征，不僅對業內人士有好處，對主管部門把握全行業也有好處，就是對即將進入旅游行業的投資者也有好處，這應該是新冠疫情給業界的一個啟示。

就業界對疫情危機的反映看，共性是痛感疫情影響之纏綿和深重，個性則是對疫情具體看法和應對上的差異，有關論點具體反映在對新冠疫情的研究、判斷和解讀上。比較有印象的一些論點，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是有關疫情走勢。何時是拐點，何時看到曙光，何時會結束，業內人士綜合了各方面的因素和信息，做了眾多的預測和研判，共性之處是大多過于樂觀、過于性急了，實際情況是疫情總是深不見底。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初發的2020年春，有研究者借鑒近20年前的非典疫情的走勢，對新冠疫情的發展做出研判，認為疫情不久就將過去，旅游馬上就會“報復性增長”。從隨之而來的實際情況看，這種判斷是超前了，但“報復性增長”已在業界留下了抓鐵留痕般的印記。

二是有關呼喚紓困。國務院和各級政府積極研究紓困政策和措施，出臺了若干個意見和文件。國家文旅部也設法幫助旅游企業解決困難，出臺暫退旅行社質保金規定、加大落實金融政策為企業紓困等文件，從主流媒體的報道看，這些措施都收到了雪中送炭、久旱甘霖的作用；但從網絡媒體、社交平臺、座談會等渠道的信息看，由于旅游企業受困面太大，企業類型多種多樣，有關紓困措施可能是杯水車薪、難解饑渴。例如，有的省份宣傳如何著眼穩定旅游市場主體的“基本盤”，也就是旅游重點企業，實質性的現狀恐怕是眾多中小企業管不了，它們除了享受一點普惠的毛毛雨，只要靠自己去苦熬硬撐了。有關旅游協會召集了企業紓困話題的座談會，能夠參與都是頂級的龍頭大企業，所提出的減免地產稅之類的建議也難落實，至于諸多小企業的紓困呼聲，一則很難有正規渠道反映，二是面大量多也很難滿足。人員流動受限以后，旅游業務就陷于停滯，也就沒有了起碼的收益。這個面太大了。

三是有關網絡作用。這次疫情之下，互聯網、網絡平臺、智能手機在抗疫等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對旅游行業來說也是如此，不能聚集舉辦的活動，就轉到線上舉辦；不能現場舉辦的營銷，就在線上舉辦，同樣可以收到擴大影響的效果；還可以進行網上帶貨，照樣可以銷售門票、預訂酒店、旅游商品，顯示出與傳統企業相比的明顯優勢，大有有網絡平臺者就得天下的意味。在這個背景下，也一度萌生、炒作出一個觀點，就是“網絡旅游”、“網上旅游”，一些旅游“票友”和少數業內人士也跟著附和，似乎是找到了疫情之下的世外桃源、靈丹妙藥，大家不用出門、網上就解決出游的需求了。其實，拿一個約友人下館子的例子做比喻，就能很好的說明問題，如果你跟友人說咱改為“網上用餐”了，一道道的美食佳肴雖讓人大飽眼福，但怎么說也不等于實際的吃飯呢。后來，由于業內人士談旅游活動的基本特征等基礎性概念，使得這個“發現”被釜底抽薪，也有一些人明確予以嘲諷和貶斥，之后這類說法就明顯地減少了，只有搞網絡平臺的個別企業人和旅游“票友”還在情有獨鐘。目前看，網上營銷很火的勢頭也在削減，原因就是只宣傳而難以出行，形成不了呼應和接續關系；網上帶貨雖曾一時甚囂塵上，后來隨著帶貨暴露了一些問題，尤其是315晚會曝光了帶貨的種種坑人貓膩，這件事情又逐步回歸冷靜和理性軌道。

四是有關行業受損。換言之，也叫作恢復到疫情前的什么程度了。這的確是很難作答的問題。一是雖全國普遍受到疫情影響，但受影響程度不一樣，有的地方是三番五次的疫情散發，管控措施一放即收、管多放少，有的則相對平穩或少發；二是各地客源結構不同，以當地游為主的旅游地，與客源結構較完善的目的地是不同的，較多依賴外來客源的地區受影響較大；三是不同產業要素受影響程度不同，有目共睹的重災區是旅行社，尤其是出境游組團社，還有承包了海上郵輪的，其次是旅游演藝（涉及聚集性），再就是景區、酒店，接待客人少也還得維護。有相當一些旅游企業，甚至是“基本絕收”了。

當然，對行業受損的情況，也可從一些來源的統計數據去獲悉，但未必過于當真，否則便會似是而非。如國家統計局官網發布，2020年旅游業增加值為3.6429萬億元，比上年下降10.6%；再是旅游研究院發布的統計數字，除了年度性的大數，還有季度性的、黃金周的。再就是上市旅游企業發布的數據，有對外公開的半年報、全年報，也要進行專業的分析和解讀，切忌表面化、數字化。例如，2021年全年有23家公司市值下跌，占比47.92%，合計市值縮水約5253.14億元，有25家公司市值增長、占比52.08%，合計增加市值約436.35億元。對這些數字也只能作為一個參考，因為這些上市旅游企業都是產業結構非常多元的企業集團，與單一旅游要素的企業很不一樣，其經營業績也未必是業內人士所通常認為的旅游核心業務。要了解旅游業受損的真實情況，還是要多傾聽一下旅游是主體業務的企業們的反映，包括大中小各類企業，包括旅游各相關要素的企業。

面對新冠疫情的沖擊，旅游企業紛紛奮起自救，十八般武藝全用上，可謂“八仙過海”，只要能夠救亡圖存，就是留得了青山。

旅行社在疫情下是受災最為慘重的。這從與旅游諸多產業要素的對比可以看出。經營國際旅游的企業幾乎絕收，經營國內旅游的則略好一些，它們抓住疫情受控的短暫“窗口期”，加緊開展短時間的經營活動，長則兩三月、短則半月，隨時面臨被“點剎”、“猛剎”，收益也就是三瓜倆棗。雖然是“三日打魚，兩日曬網”，但對旅游消費鏈條的其它要素運行，則發揮了斷斷續續地拉動作用，包括酒店、民宿、餐飲、景區、購物等，這份貢獻是要予以肯定的。一些旅行社為了謀生，被迫去賣貨，甚至有的知名旅游社也給員工開了賬戶，助推了疫情下的“帶貨潮”，實際上是變相的自謀出路。

線上旅行社在應對疫情上顯示了互聯網資源的某種優勢。在疫情初發時期，它們開展了大規模的網上直播、營銷，成為疫情蔓延之下的別樣風景。有的網絡平臺的老板親自披掛上陣，贏得了相當的關注度，收到了“種草”的一些效果，也售賣了城市周邊的景區門票、冬季滑雪場門票，更好的還參與了冬奧會比賽門票的分銷；有的旅游企業自己沒有網絡平臺，也借助其它的、跟風式開展了帶貨促銷，或舉辦一期期的公益講座、線上培訓，在公益的名義下，邀請的授課專家也無需付費，實際上獲益的還是自我宣傳。由于疫情影響仍舊在持續，網上的這一套做派路數已被看透，雖仍有人在叫賣，但關注者明顯不多了。

大量的中小旅游企業處于掙扎拼命之中。諸如做規劃、策劃、營銷、活動的中小企業，感覺最多的是嚴冬徹骨的寒冷，由于疫情之下很難簽單、拿單，經營活動幾乎處于停滯，人員裁減到不能再少，還是債臺高筑、隨時瀕臨倒閉。有時費力聯絡的業務或籌辦的活動，就在臨門一腳之時，突然因疫情趨緊而被叫停，損失和失望都是難以掩飾的。業內有人的說，疫情之下，旅游企業倒閉了上萬家、數萬家，大多指的就是這類。

短途游、就地游成為不得已之舉。這是疫情影響打壓之后的必然結果，旅游半徑日漸萎縮，跨省市旅游頻頻受阻，鄉村旅游、城郊休閑因無需遠距離奔波而相對來說還有發展空間，但一旦沾上周邊疫情的影響，照樣也得關門或限流，只是慘淡程度沒有其它業態那么重而已。對出游者來說，就地游、周邊游都是疫情壓迫和影響的結果。這種短途游大多以自助游為主，對旅行社來說就無利可圖，住宿和餐飲也只有一點收益。與之密切關聯的是民宿客棧業態，受疫情影響程度難以一概而論，處于大城市周邊的、具有市場影響力的、或者經營規模不大的，受影響相對要小一些；如果民宿是在客流量不足的地方、又是建設規模不小（不是民宿的本意，而是精品酒店），所受疫情影響也是較大的。業界有人認為，就地游是一種旅游趨勢，這種論斷尚待時間檢驗，它到底是疫情之下的暫時性現象，還是一個時期的發展趨勢，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

紅色旅游在過去一年算是亮點。主要是受益于建黨100周年紀念活動的“紅利”，各地在疫情之下還是組織了一些前往異地的參觀或紀念活動，拉動了紅色旅游的熱度上升。客觀的說，這股熱僅是與其它旅游產品的比較，假如沒有疫情的影響，建黨百年的紅色旅游肯定會更加火爆，拉動和輻射作用也會明顯加大。近些年，由于各級黨委和政府認識水平的提高，紅色旅游明顯加快了發展步伐，加之建黨百周年、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各地對紅色旅游熱情高漲，局部地區也出現了配套開發過熱過多的現象，以黨性教育基地為例，各地都建設了不同風格和主題內容的基地（起碼到縣一級），遠遠超過了實際能夠接受教育的客源，隨著中央限令每省不得超過3家，就注定了將有一批基地面臨閑置或轉型，紅色旅游小鎮的開發也有類似的隱患。

有研究者建議為應對疫情影響，旅游企業應調整經營方向、加快轉型發展。這是不是一條切合實際的建議呢？其實，可否進行轉型、考慮沒考慮過轉型、好不好去轉型，企業應該是最有發言權的，其他任何人說了都不好使。我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末，旅游遭遇外界因素的嚴重沖擊時，也曾經有過這類的高論，其中最代表性的是“多種經營”的觀點，通俗說就是不能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有的旅游企業也真的去“試水”了，有的增加了運輸業務、有的去賣貨，還有的去投資挖煤、開采石油了，然而沒有過去多久，絕大多數嘗試者鎩羽而歸，就是應了那句話，“專業的事兒，要由專業人去干”。一個只擅長做旅游的企業，貿然去做一個新的行當，且不說有沒有足夠的資金，轉眼之間就成了一切都要從頭學起的新手、外行。

在疫情長時間肆虐的情況下，很難說哪一種方法是最佳的生存之道，原因是旅游企業類型不同、大小有別、家底有厚薄，只要能夠設法生存下來，就是“留得青山在”，在疫情常態化影響下就是難得的。

新冠疫情蔓延以來，如何看待、評估、研判、應對，是各方面都一直關注的問題。回首2年多來，各方面的判斷和論點，應該說在數量上是不少的，但大同小異的占了較大比例，也有個別論點比較突出或異類。

要說對疫情形勢的研判與決策之高，首屈一指的是黨中央、國務院。早在2020年春夏之交就做出疫情常態化的判斷，并確立了總體的指導方針，在抗疫實踐中體現了充分的前瞻性、戰略性和指導性。比較核心的有幾條：一是提出疫情常態化的論斷；二是統籌科學防疫與恢復生產生活兩手抓的原則；三是堅持嚴防死守、動態清零的防控。從兩年多的疫情防控實踐看，從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恢復程度看，從與國際抗疫實踐結果的對比來看，這套決策是成功的。

從各省市防控疫情的實踐看，各地做法上差別還是較大的，受到較多贊譽的是上海等地，較好地處理了防控疫情與復工復產的關系，相對于某些省市的“大水漫灌”舉措，基本做到了精準防控，盡量不搞全員核酸檢測、封城封區封社區，生產復蘇和生活秩序恢復也不錯。3月初，云南省政府辦公廳出臺《關于精準做好疫情防控加快旅游業恢復發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非常亮眼的一條就是清理防疫中的層層加碼，要求嚴格貫徹好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提出的“五個不準”，落實“三個不得”，受到了媒體輿論和業內人士的關注。雖然沒有過幾天（3月中旬），全國疫情又一波趨緊，但認識到層層加碼的危害性和主動清理層層加碼仍是非常明智之舉。也就是在這個關頭，中部某個省提出對到達或返回該省的人員“實行進入即賦碼、三天兩次核酸檢測”的監管政策，則受到社會輿論的一些質疑，質問這類規定是否屬于中央明令要求的不得“加碼”。

從有些統計數據來看，能否處理好科學防控與復工復產的關系，能否在防疫中不擅自“加碼”，直接關乎生產和生活的恢復，也關乎旅游業受災的程度。據民航資源網統計，從國內六大航司（南航、國航、東航、海航、春秋航、吉祥航）2021與2019年的業績看，情況較好的一是吉祥航空，旅客人數同比增長17.35%，二是春秋航空，旅客人數基本恢復到疫情前水平。有專家分析指出，這兩家航空的基地都在上海市，取得的業績或與上海科學防疫政策有關。有人對比了上海與北京酒店業2021年1月-11月的經營狀況，也有與民航類似的現象：從入住率、房價等數據看，兩座城市的酒店業都處于承壓狀態，但上海酒店各項數據的恢復程度幾乎都高于北京。

這些現象或細節說明，把握好科學防疫與復工復產的關系，確實有利于生產恢復和服務業復蘇；但同時也是非常有難度的，需要地方領導同志懂科學、有擔當，否則防疫與復工的“平衡木”、“蹺蹺板”必定就要傾斜。

由于疫情的反復無常，伏伏起起，何時會迎來疫滅大限，真是難以預測。新年前，我曾對這樣的預測覺得有譜，即2022年“國內常態，出境漸放”，但隨著3月中旬疫情的再次大幅反彈，心里也變得不再有底。

疫后旅游活動會怎樣？能否當年就能恢復到疫前水平（2019年）？旅游產業會怎么樣，能否疫后馬上就開新局，或者很快進入品質旅游的發展軌道？

對此，不少業內人士提出了一些展望或預測，積累了不少觀點和看法，除了已被檢驗不可能的“速勝論”、“報復性增長”的觀點，有些印象的還有這么幾個：一是新旅游、新格局、新趨勢。結合國家發展形勢、經濟格局、疫情影響等，認為未來或者疫后旅游發展會有明顯的變化，提出了旅游發展方式、發展格局、發展需求的一系列的“新”。二是“回不去”了。指的是回到哪兒，又是為什么，沒有仔細加以分享。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還是說疫后旅游產業將迎來全新的發展格局，還是指旅游市場的需求會發生很大變化，對產品和經營的要求都不一樣呢？三是較為悲觀的看法，這是相對前兩種的觀點，針對“一些專家還在鼓吹市場反彈，全面復蘇一片大好”，指出2022可能是更加困難的一年，歸納了文旅行業幾個關鍵詞：熬，至暗時刻，變數。不是曙光，不是市場回暖，更不是一片大好。

我是如何估測疫情結束以后的情況呢？我認為，出游肯定會有明顯的反彈和增多，但是能到什么程度不好斷定；對旅游產業來說，利好的消息不會立馬來到，需要有一個蹉跎和復蘇過程，變數和未知的因素較多。

主要有4點理由：

1、疫后民眾的心理恐懼對決策出游有阻礙性影響。疫情過后，會有不少人迫不及待的出游，加緊出門放松一把；但也不排除很多人或更多的人仍舊有對疫情的心理陰影和障礙，覺得還是看一下、穩一穩、候一候也不遲，從而制約了出游欲望。

2、疫后市場秩序潛在著不可預測的困擾因素。最淺顯的是，像老百姓說的“蘿卜快了不洗泥”，餓了2年多的旅游企業，一旦迎來客源開閘放行，豈能不會如狼似虎撲向市場，能否保證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會不會與歷史上的某些時刻一樣又打起了價格戰？又會欺客宰客呢？常規的市場監管能力是對應平常狀態的，遇到需求過旺的情況，不出問題、出少問題是不大可能的，所謂的品質旅游恐難以保證的。

3、旅游接待設施和服務需要必要的復蘇升溫。為了應對長時間嚴酷疫情的沖擊，絕大多數旅游企業進行了減員或轉崗，勉強維持運轉是多數企業的狀態。一旦客源市場復蘇，接待游客猛增，對多數企業來說需要招聘人員充實崗位，崗位培訓和適應崗位的任務都很重。在這樣的形勢下，對全行業旅游接待服務的質量不應寄予過高的期望，就如同蟄伏狀態的動物在驚蟄以后蘇醒過來，很難立即身手矯健，需要有一個功能復原和長進的時段。

4、疫后很多客源的經濟實力需要逐步恢復。曾經看過一組數據，疫情之下有7.8億人負債，到2021年底我國居民的總負債金額累計高達200多萬億元，人均負債率高達14.3萬元；1.75億人的90后群體，90%通過欠款來超前消費，人均負債率已高達13萬元，意味著至少需用18個月的工資才能還清貸款。沒有現成的旅游消費實力，或將是旅游復蘇較大的絆腳石，即是出游人數不少，但花費肯定是不多的，所謂“旺丁不旺財”。

因此，即使度過了疫情的劫難，旅游運行和產業發展也不會煥然一新，旅游產業的轉型升級也不會是輕而易舉。這就像一位大病初愈的患者，醫療和治愈必然要經歷“病去如抽絲” 的過程，再恢復到強壯更需要時間。“病樹前頭萬木春”，那是詩人筆下的描繪，是自然界的變化，輪到人類社會和經濟現象就不同了，需要假以時日才能恢復。當然，與疫情期間的旅游運行狀況比，疫情結束會有立即帶來變化的，起碼“點剎”式的控制人流不會了，企業朝夕之間要斷炊也不會了，但瞬息萬變、煥然一新也不太可能。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僅表現在對疫情的研判、市場復蘇的意見上，也應貫徹到對疫情之下人們生存狀態的評判上。從疫情防控的角度說，人們最好不出門、少出門，有利于避免疫情擴散；從經濟社會恢復的角度看，則只有保持一定量的人員流動，服務業和百姓生活才不至于停擺，對旅游業則更是生死攸關。這兩年，旅游業雖然遭受了疫情的沉重打擊，但還是有不小的一部分市場主體掙扎著活了下來，也就是爭取到了“留得青山在”，為疫后旅游業“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保留了復蘇的希望和火種。是什么力量讓它們活下來呢？是其自身積累的實力，就像是冬眠動物事先儲存了足夠的養分和脂肪；還是各級政府的紓困舉措，讓饑寒交迫的旅游企業久旱逢甘霖、絕處縫生機；還是在疫情稍緩的間隙里，由于那些不畏疫情感染而依舊胸懷“詩與遠方”情懷、毅然出行和出游的人們？或許這三個因素都有一些，但我更感佩那些勇敢的出行者和旅游人，正是他們無畏的就地游、周邊游、跨省游，勉強支撐著旅游企業茍延殘喘地活下來，使一些旅游企業“留得青山在”。因此，旅游業界應該挺直腰桿、發自內心的，向疫情期間所有的出行者和旅游人表示崇高的敬意！這份敬意，不僅旅游企業應該發自內心，也應該由旅游全行業發自內心；若允許說上一句貌似不著邊際的大話，在某種程度上，是否也可以“人民的名義”表達這份敬意？

最后，期盼新冠疫情的陰霾盡快飄散，讓心懷“詩與遠方”情懷的人們自由地旅游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