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決策層的這一判斷，在2020年日益得到驗證。與之相對應，“雙循環”戰略橫空出世，“國內大循環”成為大國經濟最為顯著的戰略轉向之一。
“內循環”概念的提出，標志著中國經濟步入新時代，勢必引領新一輪城市格局的大洗牌。
內循環時代，哪些城市將會脫穎而出？
01
消費之城
內循環時代，做大國內市場、擴大內需無疑是第一要務。
過去10多年來，中國經濟逐步從出口驅動、投資驅動邁向消費驅動。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7.8%，拉動經濟增長3.5個百分點，連續六年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隨著“內循環”戰略的落地，擁有人口和市場規模優勢的城市，將會成為新一輪城市洗牌的主要受益者。
根據2019年各地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中國城市消費總額十強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廣州、重慶、成都、武漢、深圳、杭州、南京、蘇州。
消費總額，既與人口規模直接相關，也與消費能力、商業活力息息相關。
不難看出，入圍前十榜單的城市，除了南京之外，都是千萬人口城市，而上海、北京、重慶的常住人口則在2000萬以上；同時，這些城市無論是產業競爭力還是收入水平，均位居全國前列。
此外，這些城市多數都是重要的樞紐城市，超過一半城市位屬國家中心城市之列，大部分都是國家物流中心樞紐，同時還是中國新消費的主要陣地城市，無論是消費場景、消費能力還是供應鏈發展水平，都位居全國前列。
龐大的人口規模，加上樞紐優勢和物流優勢，使得這些城市成為首屈一指的消費之城，有了一奪“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資本。
02
樞紐之城
與消費之城相比，樞紐之城的地位同樣舉足輕重。
近年來，隨著交通四通八達，中國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統一市場，橫亙在不同地區之間的各種壁壘正在逐步消除，尤其是城市群、都市圈戰略的推進，讓中心城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集聚力和輻射力，成為推進內循環戰略的重要支撐。
這里的樞紐之城，包括兩大類：一類是大都市圈、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另一類是國家物流樞紐，這些樞紐事關供給側改革，關乎國內大循環的暢通。
先看第一類。
2019年初，發改委發布《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都市圈自此步入快速發展軌道。
這一以1小時通勤圈為基本范圍的城鎮化空間形態，正在以交通一體化、公共服務一體化、市場一體化的磅礴之力，成為“內循環”戰略的重要支柱之一。
根據澤平宏觀的研究，我國共有24個千萬級大都市圈，這些都市圈又進一步分為發達型、崛起型、起步型三類。
上海、深莞惠、廣佛肇、蘇錫常、南京、杭州等6個大都市圈為發達型，北京、天津、成都、長株潭、重慶等15個大都市圈為崛起型，哈爾濱、南昌、長吉等3個都市圈為起步型。
以上海、深莞惠、廣佛肇為代表的發達型都市圈，城市邊界正在消失，地鐵正在跨越多個城市、公共服務向一體化邁進，無論是城市生產還是消費，都呈現出明顯的同城化趨勢。
這些樞紐城市及其都市圈，無疑將是擴大內需和提振消費的主力。
再看第二類樞紐之城。
2019年9月，國家發展改革委、交通運輸部聯合發布2019年國家物流樞紐建設名單，23個城市榜上有名。
國家物流樞紐建設涵蓋陸港型、空港型、港口型、生產服務型、商貿服務型、陸上邊境口岸型等6種類型。
東部地區10個：天津、上海、南京、金華（義烏）、臨沂、廣州、寧波—舟山、廈門、青島、深圳
中部地區5個：太原、贛州、鄭州、宜昌、長沙；
西部地區7個：烏蘭察布—二連浩特、南寧、重慶、成都、西安、蘭州、烏魯木齊）；
東北地區1個：營口。
不難看出，這些入圍城市，要么擁有港口、空港、陸港優勢，要么背靠制造業基地，要么是商業貿易中心，要么擁有繁忙的邊境口岸，從而成為一個國家最為突出的經濟大動脈。
物流樞紐和物流大通道的暢通，往小了說有利于降低成本，從而進一步刺激消費，往大了說則是循環這一詞語所蘊含的生產、流通、消費必不可分的一部分。
03
商業活力之城
與消費之城相似，商業活力之城也是內循環的重要推動力量。
不同之處在于，消費之城著眼的是消費能力，而商業活力之城更重視的是供給能力。
消費能力，與人口結構、市場規模、收入水平乃至房價水平，都存在直接或間接的關系。而供給能力，則有賴于技術創新、供應鏈創新的加持。
基于此，評價一個城市有沒有商業活力，能不能承載內循環的時代重任，不能只看有多少鱗次櫛比的大商場，也不能只看有多少奢侈品門店。
更需要關注的是，這個城市有多少物流倉儲空間、布局了多少新業態新物種、有無發達的“小時達”供應鏈體系，商業活力能否覆蓋到整個都市圈乃至城市群……
天貓超市及“小時達”的存在，為我們評價城市的商業活力提供了新的窗口。
去年以來，天貓超市推出了“小時達”服務，目前已覆蓋到全國483個城市。這里的“小時達”，不是人們習以為常的物流倉配送的傳統概念，而是從商家線下門店到客戶的直達通道。
據了解，截至目前，屈臣氏、百果園、1919、名創優品、巴拉巴拉等多個知名品牌門店已接入天貓超市，最快支持 1 小時內配送到家。天貓超市同城配送半徑最高可達 100 公里，足以覆蓋國內所有城市的核心城區。
這與“都市圈”概念有相似之處。都市圈是以1小時交通圈為標志，將周邊城市連為一體，而“小時達”則以1小時零售圈為標志，將線下門店與整個區域的素有消費者連成一體。
通過“小時達”，線下門店重新煥發活力，社區消費這一概念獲得了新零售的加持，從而為擴大內需提供了更大的戰場。
值得一提的是，與前兩年盛行的“盒區房”相似，以天貓超市“小時達”為標志的“天貓小區”正在成為廣受關注的新概念，成為樓市投資地段判斷的重要指標之一。
正如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李永和所說，
“我們以用戶為中心，構建了一張全新的供應鏈網絡，就此開啟了從單場景轉向全場景服務的新模式，同時為商家提供數字化解決方案，持續創造新的價值。”
這正是供給創造需求的典型案例。
電子商務的出現，讓包括鄉村在內的偏遠地區都得以接入到全國消費網絡之中，在降低成本的同時，釋放出龐大的需求，這是供給創造需求的第一階段。
隨著數字經濟日益成熟，以菜鳥為代表的新物流體系，以天貓超市、盒馬、餓了么、淘鮮達為代表的新零售新物種，帶動了消費體系的全面升級，最大程度刺激了各大城市的消費潛力，這是供給創造需求的第二階段。
而天貓超市及“小時達”模式的橫空出世，則將供給創造需求帶向新的高度。天貓超市、商家、倉儲物流、消費者這些終端，在新供給的加持之下，連接成了一張網，成為激活城市商業活力、拓展消費空間的關鍵。
沒錯，需求不會憑空而生，但供給可以創造需求，新的供給模式足以激發更多新的需求，從而進一步提升國民的消費空間和消費能力，助力“雙循環”戰略的順利推進。
以杭州、上海、北京、深圳為代表，這些早已擁抱新業態新物種、在新供給上邁出步伐的城市，無疑將獲得更大的發展優勢。
04
創新之城
內循環的著眼點，不只是消費，更重要的是創新。
這里的創新，一方面是技術創新。誠如人民日報評論文章所言，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是成功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另一方面是供應鏈創新，尤其是供給側的創新。數字經濟的突飛猛進，新基建新零售的不斷涌現，讓傳統消費場景得到倍數級的擴展，成為擴大國內市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技術創新而言，高新技術企業數量眾多、研發強度一流的城市，無疑有著領先優勢。
從高新技術企業數量來看，北京以超過2.7萬家的數量遙遙領先，深圳、廣州、上海緊隨其后，均超過1萬家，蘇州、杭州、東莞、天津、佛山、南京等城市躋身前十。
從研發強度（研發投入/GDP）來看，北京以5.3％的研發強度高居榜首，深圳以4.1%的研發強度緊隨其后，上海為3.56%，廣州則為2.53%。
就供應鏈創新而言，數字經濟越發達、新零售指標越突出的城市，有著一般城市所沒有的優勢。
根據中國經濟信息社、中國信息協會和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聯合發布《中國城市數字治理報告（2020）》，杭州、深圳、北京、上海、武漢、廣州、鄭州、蘇州、東莞、西安位列前十。
這一報告基于數字基礎設施、數字行政服務、數字公共服務、數字生活服務等四大指標，衡量各大城市的數字化賦能效應，可以作為供應鏈創新能力的參考指標之一。
而新零售這一概念，經過阿里巴巴的發揚光大，早已為整個社會所熟悉。
新零售，代表的是線上線下融合的新趨勢，傳統零售與電子商務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手段無縫對接，借助供給層面的創新，在改造傳統零售業態的同時，進一步擴展了消費空間。
根據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發布的《新零售城市發展指數報告》，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廣州、成都、武漢、南京位列前八。
不難看出，數字經濟發達的城市，新零售實力一般都不弱。在內循環時代，這些城市足以借助數字經濟優勢，通過新零售等手段，助力內需消費。
05
誰能脫穎而出？
內循環，并不意味著外貿城市的衰落，更不意味著內陸城市的必然崛起。
內循環的著眼點，從來就不在于到底是外貿城市還是內需城市，人口規模和市場優勢也只是作為底牌而存在，中心城市和物流樞紐也是業已存在的現實。
所以，決定城市晉級的關鍵，則落在了技術創新、供應鏈創新、新基建、數字經濟等新模式上。
就此而言，在內循環時代，占據人口、消費、樞紐等優勢的城市都將坐擁不錯的基本盤，而同時擁有技術創新、供應鏈創新能力且創造出眾多新業態新物種的城市，則將進一步鞏固其地位，成為擴大內需最重要的“戰場”。
這是一場完全不同于過去的城市洗牌。從外貿驅動到投資驅動再到消費驅動，城市面臨的不只是國內國際大環境之變，更是發展模式之變。
只有擁抱創新的城市，才有更燦爛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