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擺攤了嗎？”
最近朋友圈被“地攤經濟”四個字刷屏，大家追著熱度而來，看看自己如果去擺攤能有什么合適的選擇，甚至還有地產人當場激情撰寫《地產人擺攤的可行性研究》報告，調侃自己在維修房屋漏水，跑腿代駕和二手古董生意領域所具備的“核心競爭力”。
➤地產人紛紛調侃自己的“地攤副業”。
那么“擺攤”是怎么由兩會中的保就業議題，變成一場互聯網全民狂歡的呢？
對于地產人來說，這股擺攤熱潮是否又會對國內商業地產的走向產生影響呢？
本文將對地攤經濟的發展背景和所取得的成效進行解讀，并從商業地產視角對于地攤經濟的未來做出建議與預判。
地攤經濟的提出背景
從經濟發展的宏觀角度來看，在疫情常態化階段，“投資”與“出口”這兩架馬車拉動經濟的動力不足，想要盡快實現復工復產，促進就業和刺激消費，則成了拉動內需的重要工作。
在此背景下，北京發放122億元消費券，舉辦長達四個月的全市性促消費活動“京范兒（FUN）消費季”；上海繼“五五購物節”后，于6月6日啟動“首屆夜生活節”。“夜經濟”成為了刺激消費的重要舉措。
而作為“夜經濟”的代表發生場景，夜市與美食街都與地攤緊密相關，許多城市也通過延長夜經濟時間，形成客流穩定、治理有序的成熟地攤經濟圈，同時作為重要的就業崗位來源，政策性支持地攤經濟的復蘇是一種必然。
➤ 5月30日晚，位于上海市靜安區南京西路商圈的安義夜巷重新開放。回歸后的安義夜巷延長了運營時間，升級了燈光效果，提升了市民和游客的場景體驗，將進一步釋放夜間潛能，助力夜間經濟的復蘇。
從社會民生的微觀角度來看，地攤經濟實則是國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后，個人增加收入、控制支出的第二選擇。
年初疫情中受沖擊最大的行業，無疑是旅游與餐飲業。
據中國飯店協會今年3月份發布的調查報告，在接受調查的餐飲企業中，超過70%的門店停擺，營業額同比下降超90%，僅9%餐企的流動資金能夠撐到三個月以上，除了擺攤賣食材，這些大大小小的店家也沒有別的選擇。
正因如此，餐飲業則被迫成為了第一批“練攤者“。
而個人收入的銳減也激發出“兼職”需求。擺地攤沒有高額的門店租金，也無需繳納稅費，從業門檻低，提供的產品相比商場便宜不少，是適合作為“補貼家用”存在的收入來源。
在政策紅利加上現實需求倒逼的背景下，“地攤經濟“已經成為撬動整體經濟復蘇的支點。
地攤經濟的效果
那么地攤經濟有效嗎？
有效。
實體線下經濟方面，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上海、濟南、鄭州、南京、成都等27地明確鼓勵發展地攤經濟。以成都為例，自3月15日成都市城管委出臺文件，允許設置臨時占道攤點、臨街店鋪越門經營、大型商場開展占道促銷后，兩個月以來，成都市設置了3.6萬個流動商販攤位，增加就業人數10萬人以上，中心城區餐飲店鋪復工率超過98%。
線下政策信號一出，各大頭部電商平臺也抓緊風口，紛紛入局“地攤經濟”。如阿里在其線上批發平臺1688網站推出“地攤批發專區”、微信支付公布“全國小店煙火計劃”、美團啟動“春風行動”百萬小店計劃、蘇寧表示將輸出優質供應鏈、拼多多也上線了“地攤必備專區”，京東則發布“星星之火”地攤經濟扶持計劃。
毫無疑問，電商在打通線上線下支付、提供貨源和經營支持等方面，給予了地攤小店強有力的扶持。據支付寶數據顯示，現在平均每天都有超過10萬人新開通收錢碼做生意，支持支付寶消費券核銷的小店，收入流水比發消費券前一周環比增長73.4%。
金融市場方面，除了趕上“擺攤神車”東風的港股五菱汽車，福田汽車、春風動力、長安汽車等汽車股也相繼漲停，涉及地攤經營的19只概念股中，百貨零售、商業地產、物業經營等方面的上市公司股價也紛紛上漲。
中短期來看，隨著地方政策的放開，地攤經濟在拉動復工與就業，以及促進消費方面將作出更大貢獻，地攤經濟也勢必將成為經濟復蘇的新動力。
熱議背后的冷思考
改革開放可以說是從擺地攤啟航的，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因為產品質量參差不齊，食品安全難保證，且重餐飲會帶來油煙、餐廚污染等問題，地攤才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此次地攤經濟“重出江湖”，這些臟亂差的老毛病也必然如影隨形，同時，與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環境不同，如今以社區門店和租售商鋪為主的商業地產已經十分普及，如何加強城市管理，又該如何平衡“地攤經濟”與“商業地產”的競合關系，也是亟待思考解決的問題。
因此，這場地攤經濟熱潮背后，我們更應該關注其未來的發展態勢——
在規范化管理下的地攤經濟，最終會進化成為什么樣的商業形態？
帶著這個問題，我們參考了新加坡與日本的做法，試圖尋找到其中對于搭建我國地攤經濟發展框架的借鑒意義。
日本：從流動攤販，到市民文化的浮世繪
一見到因地攤經濟而爆紅的五菱“地攤神車”，就不禁讓人聯想起日本街頭的那些輕卡小攤。
➤ 流行于全日本100多個城市的輕卡市場，獲得許可的農民及家庭式作坊可以把自己的產品在集市上售賣，東西便宜還能討價還價，可以邊跟攤主交談邊品嘗新鮮的視頻，熱鬧的氛圍深受周邊居民喜愛。
➤ 除了售賣蔬果的輕卡，東京街頭也有許多色彩繽紛的流動餐車，不僅價格低廉，解決周邊上班族的用餐問題，攤主悉心裝飾的餐車攤位本身就是一道獨特的街頭風景線。
除了輕卡小攤，日本的地攤還包括屋臺（流動小吃車）、跳蚤市場、臨時食攤等，這些地攤雖然形式不一，但無一不是在當地行政機構的管理與監督下進行的。
首先，在日本的做地攤生意需嚴格遵守法律法規，有時間與區域的限制，并且需要持證上崗。
這點與國內相同，攤販不僅需要獲得營業許可證和道路使用證明，如果是售賣食品、需要升火的攤位，攤主本身要參加食品安全衛生知識培訓，取得資格證書和消防證書后才能上路（上圖的餐車還配備了消防滅火器）。
其次就是有專業組織管理。
日本各地的“跳蚤市場”均有民間的協調管理機構，譬如大阪關西地區的“日本自由市場協會”，東京關東地區的“再生資源運動市民會”，那些參與跳蚤市場的攤主則都是協會會員。
這些民間的協調管理機構負責每一次“跳蚤市場”的舉辦、管理、布展及宣傳，攤主要想參加“跳蚤市場”銷售活動，必須事先向事務局遞交申請，由事務局確定攤位后繳納”出點料“（即攤位費，一般折合65-130元人民幣）。
➤ 攤主們更像是在通過銷售物品來分享自己的生活，跳蚤市場已經成為了解日本市民文化的必去之處。
在跳蚤市場交易雖然不需要繳稅，但活動結束后各個攤主必須將各自的垃圾帶走，并清掃好自己攤位與周邊的衛生，最后由事務局組織清掃員工全面清掃，確保不會對交通和市容產生影響。
總得來說，日本的擺攤文化以其“高規范標準，低準入門檻”的方式，平衡了城市秩序與生計需求，并通過鼓勵民間組織管理的方式，將其打造成為文化交流場所，以增添城市的活力。
新加坡：多元共治下的小攤進化論
要說起新加坡的地攤經濟，不得不說起其數不勝數的路邊攤。
2018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曾在該國國慶群眾大會講話中提出要將新加坡的小販文化申遺，這里需要注意，申遺項目并不是路邊攤文化，而是代表新加坡人身份認同的鄰里飯食空間—“小販中心”。
小販中心也叫食閣，主要位于組屋區（新加坡的經濟適用房）附近，是新加坡城市治理的產物。
1950到1960年代，街頭小販無證經營和食品衛生問題嚴重，政府為了將小販“收編”，設置小販擺攤中心，并以低廉的價格把攤位租賃出去，通過強制小販接種疫苗、參加衛生培訓等方法幫助其改良衛生設施和用餐環境，并統一采用冷鏈保鮮、中央洗碗系統及廚余垃圾處理系統，培養小販的經營習慣，進而解決其帶來的環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問題。
➤ 新加坡路邊攤（Singapore Food Trail），這家小販中心以上世紀60年代為主題裝潢布置，帶有濃郁的懷舊感。
➤ 在這個以移民為主要人口構成的國家，食物成為不同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集中體現，小販中心已經成為新加坡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近些年來，新加坡一直走在以“服務型社區”為目標的發展道路上，并逐步形成完善了“以政府為主導，法定機構組織、民眾參與”的社區治理機制。
也正因為社區自治力量在片區規劃發展中的積極參與，符合社區居民多元消費需求的社區商業中心才得以發展。
以小販中心為特色的社區逐漸擯棄了沿街為市的粗放型商業形態，小販中心也進化成為布局多種業態的鄰里中心，完善的商業配套極大增強了社區居民的粘性，同時也可以更好地與城市其他商業區塊實現連接。
從無證小攤販到小販中心，再到扎根社區的鄰里中心，新加坡的地攤經濟的發展路徑實則是完成了從文化符號到新形態社區商業的進化。
我們應該意識到，“擺攤”并不僅僅是一場社交談資，如何將這場“攤”擺得更好才是重中之重。
對于我國來說，將地攤經濟與社區商業結合，不僅在短期內能實現消費“反哺”，地攤也可以作為實體商業觸角的延伸，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文章來源：同策地產智庫
